喜欢用自己身边的秘书班子来架空丞相，临时班子时间长了就演变成了正式的宰相。可是一旦演变成正式的宰相机构，皇帝又不信任了，又开始用自己的亲信组成新班子取而代之，这样不停地循环下去，乐此不疲。
这个游戏背后反映出的是法家创立的皇帝制度的一个基本逻辑，即制衡和防范。皇帝对任何人都持怀疑态度。在宫中，怀疑仆人和妃子们通*，干脆把他们都阉了，建立太监制度。在中央，怀疑宰相不听话，用身边的亲信秘书来分他们的权。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虽然独尊儒术，但秦代之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大体上是沿着法家的逻辑来进行的，皇帝们的政治老师一直是韩非子。当然，因为《韩非子》这本书名字已经臭了大街，所以很多皇帝是偷偷地读的。比如和王安石一起搞改革的宋神宗，早在登基之前做颍王的时候，就对《韩非子》非常感兴趣：
颍王好学不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属府僚雠校，永曰：“韩非险薄无足观。”王曰：“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
颍王好学，有一天拿出一本《韩非子》，让秘书去校对错字。秘书说，这本书阴险刻薄，不是本好书啊。颍王说，我就是收藏一本，不是喜欢它。
宋神宗虽然知道这本书名声不好，也要偷偷钻研，因为它很实用，是最好的帝王教科书。所以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是法家文化一天也没有从中国政治中消失。
以上我们讲的是中央。
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皇帝们也花了很多心思去捉摸。中国古代有两个政治术语，一个叫“内重外轻”，一个叫“外重内轻”。当中央权力强大而地方权力比较弱的时候，叫内重外轻；在中央权力弱、地方势力强大的时候，叫外重内轻。
决定中央和地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关键是中央下面一级政区的面积多大比较合适。
面积大，地方官的控制能力就大，好处是当地方上有起义及外敌入侵等突发事件时，中央可以大面积组织资源进行抵抗，但是坏处是中央不好控制地方，容易出现分裂，东汉和唐代就是这样。面积太小，权力小了，皇帝倒是好控制了，但是地方上权力太分散，一旦有大规模的起义或者外敌入侵，地方上就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抵抗。宋朝和明朝是这样。
所以周振鹤先生总结说，中国古代政治家的理想目标是“轻重相维”，也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使地方有适度的分权。但是轻重之间如何把握，这个度是很难的，难度主要在于省一级z.府的大小的掌握。中央z.府一方面希望省一级z.府大到可以集中力量来平息各地起义，另一方面，又希望它小到没有能力反叛中央。[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