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
现在是北京时间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九点,西班牙马德里时间下午三时。我有两个时间。我必须有两个时间,因为我被切成两半:一半在马德里,一半在中国。我已经六十二岁,在中国是退休的年纪,但我忙得很,现在。崛起的中国给了我创业的机会,我四十九岁开第一家公司,如今有三家,上百号员工,一堆事,几乎每个月要回国一两次,因为时差原因,经常白天黑夜连轴干。开始我担心身子会累垮,但十几年下来我身体越来越好,甚至称得上强壮。都说人是血肉之躯,在健康面前没有谁是铜墙铁壁,可我仿佛是个金刚之身,经常累得站着就睡着了,而疾病从没有在我身上醒过,十几年伤风感冒都没来招呼过我。我觉得自己有两个心脏,像我经常搭乘的民航客机,有两部引擎。
报纸上说,民航飞机是最安全的,因为所有核心机部都有双份,有预备。当然遇到恐怖分子预备再多也没用,只有预备死。恐怖分子是当今人类的肿瘤——这也是报纸上说的。我每天看报,回国看《参考消息》,在国外看西班牙《国家报》和中文版《侨新报》《欧洲时报》,四张报纸一年四季陪着我,影子一样,奖牌一样——我曾对妻子说过,它们是我年轻时与孤独交战的战利品。现在我不孤独,公司家庭,妻子儿孙,七姑八姨,员工老乡,都要我的时间,我忙得没时间孤独,孤独像风化的干尸,我不认识了,想不起了,唯一留下这战利品:看报纸,伤疤一样,褪不掉。托祖国的福,我生意越做越大了,去年我还去人民大会堂开过侨胞联谊会,中央四台报道过,我妻子在家里看见,激动地抱着孙子哭起来,把小家伙吓坏了。
做人如做梦,倒退几十年,我拿两个脑袋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父亲是怕爷爷作的孽把我作死——不死也活不好,才铤而走险,送我一条逃生之路。尽管这条路寒风凛冽,但事实证明,父亲的选择是明智的,那个乡村已经容不下我们,与其留下来受罚不如逃走。我逃了,其实大哥和二哥也逃了,方式不同而已。
我逃出来后第一站落脚在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海边的一个城市,很大很美,像中国的上海。城市有多大多美,我就有多小多丑,小得连名字都没有,大白天不敢上街,听到警笛就发抖。偷渡客都这样,像阴沟里的老鼠,只能苟且活着,能找到一条阴沟卖命就是最好的活路。我有幸在一家老一代华人开的鞋厂找到活路,一天上两个班,只做一道工,给皮鞋钉绳扣。一年学徒期不算,整整五年,经我手的皮鞋少说数以万计,可我没见过一分钱。我的钱都让龙头收走了。现在叫蛇头,那时叫龙头,龙头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