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听阿尔瓦罗·穆蒂斯谈起他打算写一本有关西蒙·玻利瓦尔最后一次沿马格达莱纳河旅行的书。他提前发表了那本书的一个片断：《最后的面庞》，我读后认为故事相当成熟，文笔和格调十分完美，希望在短期内能看到全书。但是两年后，我得到的印象是这个计划已经搁置，不少作家即使对于自己非常喜爱的题材也常有撇在一边的情况，那时我才斗胆请他允许由我来写。那是守候了十年方始下手的猎获。因此，我首先应该感谢的是他。
除了人物的光荣事迹之外，我更感兴趣的是马格达莱纳河，我自幼就熟悉那条河流。从我有幸出生的加勒比海岸，我一直航行到遥远模糊的波哥大城，尽管从第一次开始波哥大就比任何别的城市更使我有异乡人之感。我求学时期在河上来回经过十一次之多，乘坐的由密西西比河岸造船厂制造的汽船不由人不抚今追昔，任何作家都难以抗拒它那神话般的感召。
另一方面，我并不担心历史依据问题，因为玻利瓦尔最后一次沿河旅行是他平生文献记录最少的时期。他一生书写或口授的信件数目逾万，但在那不幸的十四天中只写了三四封，陪伴他的人谁都没有留下书面回忆。可是从第一章开始，我就得偶尔查阅有关他生活方式的资料，一则材料引向另一则，以至第三、第四则材料，穷源溯流，方始罢休。在两年漫长的时间中，我埋首卷帙浩繁的文献，有些资料相互矛盾，不足为凭。我翻遍了从丹尼尔·弗洛伦西奥·奥利里的三十四卷回忆录，到最意想不到的剪报等各种材料。我在历史研究方面毫无经验，也缺乏方法，这两年日子不很轻松。
一个半世纪以来，在我之先已有些人涉猎了那些领域，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不可能写成；叙述一位历史名人的生平势必要受到文献的严格限制，我大胆使用文学手段在小说天地恣肆驰骋，也得到他们提供的方便。但是我特别要感谢的是一批新老朋友，他们对我提出的疑点不分大小都当作自己的问题，给予极大重视，大者如玻利瓦尔在他显而易见的矛盾中的真实政治思想，小者如他鞋子的尺码。当然，这张的名单也许有不可饶恕的遗漏，如果得到宽容，我将无任感荷。
哥伦比亚历史学家欧亨尼奥·古铁雷斯·塞利接到我一份长达数页的问题表之后，替我做了一套卡片档案，非但提供了惊人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在十九世纪的哥伦比亚报刊上给搞混了），而且指点了调查和整理信息的津梁。此外，他同历史学家法维奥·普约合作编写的《玻利瓦尔逐日大事记》仿佛是一张航海图，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有了它便可以在人物所处的时代自由活动。法维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