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华的死耗给即将油尽灯干的曾国藩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陈广敷的直率批评，又造成他心灵深处新的痛苦。他反反复复念叨着“小节”“大义”四个字，将它们翻来复去地作了多次比较，他最终还是不能接受广敷的批评。即使从国家兆民的大义出发，他也觉得不能做赵匡胤式的人物。
当时，湘军近二十万，又挟攻克金陵的声威，作为最高统帅，在众多贴心将领的请求下，他的心只要稍稍动一下，陈桥兵变的事就会重演，黄袍加身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更加残酷的流血搏斗，更加旷日持久的兵刃相争。说不定只要他在东南登基，立即就会有人在西北称王，在中原称帝，整个中国大地就从此更无一块安宁之土，亿万百姓更无喘息之日。劫后余生的百姓第一需要的便是和平。
为了改朝换代，再次把他们推入战乱兵火之中，不正是对他们犯下滔天之罪吗？千秋史册，将又会如何评价这件事呢？这一点，广敷先生却没有想到。怕不成功声名全毁的怯弱之心固然有，不忍背叛皇家的忠贞之心诚然很重，而一个孔孟信徒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至于中兴大业，他的确感到失望，由自己来做陶铸世风的夔、皋、周公，今生是不可能了，但他还是抱有一线希望。
这希望寄托在容闳正在操办的幼童出洋一事上。他认为，只要有一大批掌握泰西先进技术的人才，在中国广建工厂，制造船炮机器，大清朝今后仍然是可以强盛的。
曾国藩这样想过后，心里坦然多了，令他难受的，倒是六弟的形象这些日子来常常出现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特别是那天深夜，贞干把温甫从破窑里带到他的面前，当他冷冷地看着温甫，要温甫到庐山去隐居，一辈子不要出来时，温甫那惊恐的面容，那绝望的眼光，深深地尖利地刺痛了他的心，扰乱了他的神智。
“是我毁了他！”这些天来，曾国藩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这样谴责自己，诅咒自己。他觉得自己死后将无颜见父母，见叔父，更无颜见温甫。曾国藩很觉奇怪，十三年前的他怎么会如此残忍绝情，会如此将名望事业看得重于一切。其实，只须一纸奏章，将温甫未死侥幸逃出的事实禀明就行了，“满门忠义”的匾取下来又有何妨呢？自己也不是存心欺君的呀！再说，温甫活着回来，难道就不是忠义吗？当时如果冒着被皇上责备的风险，将温甫留下，他何至于活生生地有家不能归，有妻儿不能团聚，青灯黄卷守古观，客死异乡成野鬼！说不定他也会封侯封伯，插花翎，披黄马褂，荣荣耀耀，风风光光。不能再对不起胞弟了！他把九弟唤到病榻边，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