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在齐国成为与农耕并存的两大经济支柱，也使齐国临淄成为春秋时期最发达的商旅大都。
进入战国，商旅与自由工匠融合起来，商贾不再仅仅是贩卖成物的牛车商旅，而且成为直接制造各种器物的生产者，他们的作用更大了。这时候，最早实行土地变法的魏国，成了天下最大的市场。丞相李悝发明了一个平粜法——丰年谷贱时由国库用比较高的价钱收买农民的余粮，荒年米贵时将国库储存的粮食低价（平价）卖出；具体价格由年成丰歉的程度（丰年三等，荒年三等）核定。这样一来，但凡丰年，商旅们就将在别国低价收购的粮食运到魏国来，卖给国库，魏国府库便极为充盈；而但凡荒年歉收，商旅们却又无法在魏国高价卖粮，因为他们无法抵御魏国府库源源不断的低价粮食；运走吧，几百里路途人吃加牛马饲料更是折本，无奈只好自认倒霉，跟着降价。
如此一来，魏国粮食便成了只进不出，几乎将天下商旅手中的粮食财货大半吸引到了魏国的安邑商市。魏国的富强，一半功劳便在于借了吐纳天下财货物流的力量！直到魏国迁都到大梁，大梁依然是天下著名商市。
在秦国变法的商鞅，本来就对魏国熟透，如何能忽视魏国这个基本的致富途径？然则秦风古朴，民众却素来厌恶商人。这种民风很有利于保持秦国的农战本色，但却不利于在秦国生发商业。权衡利害，商鞅便发明了一套内外有别的独特路子——对老秦国人，板上钉钉的重农抑商，商人不得入仕为官，国府不授商人爵位，国人经商须得官府准许并得缴纳高于农耕两倍的税金！对山东六国则大开商门，建立咸阳大市，税率也只有山东六国的一半，吸引六国商旅财货大量西来！
因了如此，建造咸阳都城时，“郭”区的一半便是规模最大的秦市与六国商贾区，命名为尚商坊——崇尚商人若贤士一般！对于这个商区，秦人只能白日进去买东西，夜晚却不能进去饮酒挥霍，此为限酒。
一开始，秦人与六国商人都觉得别扭。时间一长，便都习惯了。在秦人，一则是慑于法令，二则是对商人世界本来就嗤之以鼻，不去也罢。在六国商人，则是贪于厚利来得便捷。秦人虽只在白日入市，却是入市必买，极少有山东商市那些闲逛之客；更兼秦人已经富有，出手豪爽，既不还价又不罗嗦，买完物事就走，竟是极为爽利；若遇秦国官府上市购物，更是利市大开，精铁、生盐、毛皮、兵器、马匹、丝绸等诸般物事，只论好坏，不讲价钱不欺商旅。这在山东六国可是难得之极！众口相传，咸阳尚商坊的口碑便高大起来，名头越来越响，前来建立各种作坊与店铺的商人越来越多，咸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