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一时尚难断定。然君上宵衣旰食，起居无度，长此以往，必有大患。”
商鞅点头，“你将药方留下，回去召太医们议诊一番再说吧。”
“是。”太医匆匆走了。
商鞅踱步思索着，方才进宫时还明朗愉快的心情，此刻突然有些惆怅。
庆典之后，他也是觉得宽慰了许多。变法、迁都、收复河西，这三件大事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一个臣子成为秦国大功臣。他竟然在二十年中同时完成了三件大事，亲手将一个贫弱愚昧的西部诸侯变成了一个富裕强大的一流战国，封君领地，权兼将相，达到了人臣功业的极致。人生若此，夫复何求？他油然想到了一个古老的问题，大功之后如何走完后半生？孔夫子将人生划分了五重境界，“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越矩”。自己已经四十有二了，功成名就，声威赫赫，可是做到“不惑”了么？历来的功业名臣，面前都有共同的困惑，是继续走完权臣功业的道路？还是急流勇退全身自保？前者是一条充满荆棘危机四伏的道路，它的艰难与危险，甚至远远胜过建功立业时期。功高自危，这是无数功臣的鲜血铸下的古老法则。远有文仲、范蠡，近有田忌、孙膑，都活生生的证明了这条古老的法则。同是大功臣，文仲不听范蠡劝告，坚持在国辅政而被杀害；范蠡断然辞官，隐退江湖而逍遥终生；田忌不听孙膑劝告而受到陷害，被迫逃离齐国；孙膑却隐退山林撰写兵书，明智的避免了最危险的功臣末路。商鞅对这些兴亡荣辱的典故再熟悉不过，他在班师咸阳的归路上，就已经开始想这件事了。
商鞅选择了功成身退。
他要办的事太多了，首先是对白雪的愧疚折磨得他良心无法安宁，他要用后半生的激情去安抚补偿那颗流血的心。其次，他要静心总结自己的变法心得，撰写一部超过李悝《法经》的法家经典。再者，还要回到故国寻找父母的墓地，为他们建一座可以安享祭祀的陵园，以尽自己从来没有尽过的孝道。更重要的是，他还想收三五个学生，将他们教成出类拔萃的法家名士，让自己的法家思想更为发扬光大。他还想与白雪、莹玉并带上弟子们重新游历天下，象孔子孟子一样在列国奔走一番……所有这些事，都有待他辞官之后才能去做。
对于国事，他是放心的。他要辞官，绝非因为秦孝公是越王勾践那种“唯知共患难，不能同享乐”的国君，更不是齐威王那种表面英烈实则耳根很软的国君。秦孝公的胆略、智慧、意志、品格，堪称千古罕见，否则也不会与他这样凌厉冰冷的权臣肝胆相照，更谈不上他的建功立业。他从来傲视天下，惟独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