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写得很大，而且从来不遮挡试卷上的答案。“我女儿，”那年秋天，玛丽琳对伍尔夫太太——也就是伍尔夫医生——说，“是个天才，在一门大学课程的考试中得了A，她也是那个班里唯一的女孩。”正因如此，莉迪亚从未告诉母亲，她并不明白什么是克雷伯氏循环，也无法解释有丝分裂的原理。当母亲把大学发来的成绩单装进相框里的时候，莉迪亚把它挂在自己房间的墙上，假装在微笑。
生物课之后，玛丽琳又提出了新的建议。“今年秋天，我们直接让你选修自然科学。”她说，“搞定了大学生物课，我相信高中物理也不在话下。”莉迪亚知道，这是母亲最喜欢讨论的话题，她只能点头称是。“你会遇到年纪大的学生，”她父亲说，“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他眨眨眼，想起在劳埃德学院，“年纪大”意味着“更优秀”。然而，高二的学生们只和他们自己的同学说话——要么对法语翻译作业的答案，要么背诵当天下午将要测验的莎士比亚剧本。他们对莉迪亚仅仅是以礼相待，脸上带着本地人漠然的和蔼，把莉迪亚当成外国人一样。至于那些物理应用题——两车相撞、打出的炮弹、冰面上侧滑的卡车什么的——她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答案。转弯中的卡车上装载的赛车、旋转的过山车、钟摆和砝码……这些东西如影随形地跟着她，她越想越觉得它们没有意义。为什么赛车会掉下来？为什么过山车会脱轨？当她试图搞清楚为什么的时候，仿佛看到地心引力窜了出来，把所有的车一连串地拽下去，仿佛扯着一条带子。晚上读书的时候，那些方程式——掺杂着小写的k和大写的M，还有希腊字母Θ——似乎变成了长满尖刺、密密麻麻的荆棘。书桌上方，母亲送给她的明信片上，爱因斯坦朝她吐着舌头。
她的测验得分越来越低，看上去就像一张诡异的天气预报图表：九月份90，十月份85，十一月不到75，圣诞节前60左右。上一次考试，她得了62分，算是及格，但是差点不及格。下课后，她把卷子撕成小块丢进三楼厕所，然后才回家。现在，她考了55分，尽管凯利老师没在卷子上写“F”，但她还是不敢正眼去看那触目惊心的红色分数。她把这张卷子塞进储物柜藏了两周，放在一摞教科书下面，仿佛代数、历史和地理课本的重量合起来会把它压死一样。凯利老师向她提过她成绩下降的事，暗示说，他可能会亲自给她父母打电话——如果有必要的话。最后莉迪亚保证，过了圣诞节假期，她就把母亲签过字的卷子拿回学校。
终其一生，她都能听到母亲的心跳坚定有力地叫嚣：医生、医生、医生。她母亲是如此渴望实现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