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
常宁平时工作忙，看电视
时间都少，难得近距离地听刑警队人讲故事，不由得好奇地追问：“后来呢？”
“那时候家长带孩子普遍不像现在这
走心，十
二岁，已经属于大孩子
，平时上学或者去同学家玩，般都是跟家长说声就跑，大人也不会天到晚围着他们转。”
“但是郭菲这个小女孩属于特别老实规矩，上学放学都有固定点钟，晚回来五分钟都能说出正当理由来，学习从来不用家里操心，失踪当天也没什特别，她同学说，那天郭菲放学后没在学校逗留，按时回家，从学校到她家，大概有十五分钟路程，孩子就是在这十五分钟里丢。
师父他们沿着她平时走路来来回回踩几十遍，那年月路上没有现在这多监控，但是孩子回家路没有特别‘背’地方，当时正是夏天，傍晚天也不是很黑，外面来来往往人很多，按理说，那大个女孩被人从街上带走，哪怕稍微有点不对劲，也不可能完全没人注意到。”
“可是走访大圈，就是无所获。他们把学校附近翻个底朝天，连女孩根头发都没找着——福尔摩斯不是有句名言，‘排除切不可能，剩下再不可思议，也是真相’，所以当时有人说，要是熟人作案，要是孩子自己离家出走。”
“顺着熟人作案思路，警方排查个遍，学校老师校工、郭家亲朋好友，甚至那孩子平时常去文具店、小超市……共传讯上百人，但都无所获。”
陶然说到这，话音顿：“就在他们调查陷入困境时候，女孩父亲郭恒突然接到通电话，接起来没人说话，只听见有个小女孩声嘶力竭地惨叫，孩子她妈听就晕过去，警方立刻通过号码找着电话位置——是个很偏僻电话亭。”
郎乔奇怪地问：“没有监控？”
“没有，那个电话亭本身在垃圾站旁边，看着像废弃，好多人都不知道那台电话还能用，”骆闻舟说，“电话亭旁边找到点血，和郭菲血型致，但当时不能检验DNA，无法确准究竟是不是她，没有指纹。”
陶然客厅里时没人说话。
好会，直没吭声费渡才插嘴问：“没有别电话？没有勒索，也没有要赎金？”
“没有，”陶然说，“那通电话之后，绑匪再也没有联系过女孩家里。没有要钱，也没有提过要求。”
费渡端着酒杯轻轻晃着，若有若无地嗅着酒香，好像杯子里盛不是超市里随便买干红，而是罗曼尼康帝。
“那挺奇怪，”他说，“听起来绑匪不是冲孩子，而是为折磨家里大人——女孩父母都是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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