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他会在场，我不太相信这个假发佬。我告诉你，我真的不看好瑞士这一类业务。不知怎么的，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而如果我们真的决定去做，则绝不可让卡明斯基知情。他会把整件事搞砸。如果我们决定做下去，或许我们会换一家银行，又或者我们仍使用这一家。我敢保证他们不会忠于卡明斯基的。”
“最重要的是，这件事不可让任何一个美国人知道。丹尼我不管你喝得多醉，或吃了多少安眠酮，或吸了多少可卡因，这件事你绝对不许泄露出去。不许告诉马登，不许告诉你的父亲，更不许告诉你太太，记住了吗？”
丹尼点点头，“兄弟，我一定保持缄默。死守到底。”
我笑着点点头，然后看着窗外一言不发。这等于是对丹尼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不想再说话，而丹尼到底是丹尼，他马上就心领神会。剩余的车程我一直看着窗外日内瓦洁净的街道——人行道上一点垃圾都没有，墙上也一笔涂鸦都没有，这真是令人惊奇。很快我的思绪开始游离，我开始思索，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看起来是错误的、危险的、鲁莽的举动。我最早的顾问之一阿尔·艾布拉姆斯就警告过我要远离海外银行业。他说这样做肯定会招致麻烦，会引来太多的关注。他说，你永远都不能信任瑞士人，一旦美国z.府对他们施压，他们就会把你给出卖了。他解释说，所有瑞士银行在美国都有分行，所以他们逃不掉z.府的压力。阿尔讲的这些句句在理。阿尔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谨慎的一个。事实上，他在办公时一直用10或15年前的旧钢笔，所以，即使不得不倒签文件日期，也不用怕联邦调查局用气相色谱仪断定墨水的年代。看来犯罪可得谨慎一些才行！
早期我刚开始创业时，我和阿尔通常会在SevilleDiner餐厅见面吃早餐。他总会和我喝上一杯咖啡，吃上一个林茨果酱夹心大蛋糕，同时就联邦证券法的演变进行历史分析。他会向我解释事情的由来，人们过去犯过哪些错误，目前大多数证券法是如何根据过去的犯罪行为制定出来的。这些我都熟记于心。我没做任何笔记——他可不允许我做书面记录。和阿尔做交易不需要书面的凭证，他说的话就是合约，而且他从未违约。是的，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签署过书面合约，但所签署的合约均经过阿尔的认真准备，并使用精挑细选的钢笔进行签署。当然，每份文件都坚定地支持“合理的推诿”这一理念。
阿尔教了我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笔交易——每一笔证券交易和每一笔电汇，无论是从银行还是经纪公司——都会留下书面证据。除非这个书面证据确定无罪可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