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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卡拉汉神父踌躇地走进麦特·伯克的病房，根据麦特的手表，此刻是七点差一刻。床头柜和床单上摆满了书本，有些旧书蒙着灰尘。麦特给洛芮塔·斯塔奇这位老姑娘的住处打了电话，结果她不但在星期天打开图书馆，还亲自把书送进病房。进门的时候，她背后跟着医院的三名勤杂工，每个人怀里都抱满了书本。离开时洛芮塔有点愤愤不平，因为麦特竟然拒绝说明他为何要借这些乌七八糟的怪书。
卡拉汉神父好奇地打量着老教师。他看起来很疲惫，但和神父在类似情形下遇到的其他教众不同，既不是特别疲惫，也不是既震惊又厌倦。卡拉汉发现病人得知自己得了癌症、中风、心脏病或重要器官衰竭时，第一反应往往是觉得受到了背叛。患者惊讶于自己的身体——这个无比亲密的好朋友，至少也是一辈子理解最深的朋友——竟然懒散到了消极怠工的地步。接踵而至的反应是认为这个残酷地背叛自己的朋友实在不值得拥有。以上反应的最后结论是这个朋友有没有都无所谓。但你无法拒绝和背叛你的身体说话，也不能一纸诉状把它告上法庭，更不可能在它来电时假装自己不在家。病床推理的终点是你认识到还存在一个极为丑恶的可能性：你的身体也许根本不是朋友，而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一门心思要摧毁你这个有时善用有时滥用它的不可抗力，而你对它的欺压自从你染上理性这种疾病后就没停下过。
有一次在酩酊大醉后的癫狂状态中，卡拉汉坐下来就这个看法为《天主教期刊》写了篇专论。他甚至画了幅促狭的漫画来进一步阐释，画里有颗大脑，搁在摩天大楼最高一层的壁架上。建筑物（标为“人体”）正燃起熊熊烈火（标为“癌症”，不过用另外十几个词汇代替亦可）。这幅漫画题为“太高了，不敢跳”。第二天被迫清醒过来以后，他把那篇很有前途的专论撕成碎片，将漫画付之一炬——画里的两者在天主教教义中都找不到对应物，除非你愿意添上一架垂下绳梯的直升飞机（标为“基督”）。总而言之，他认为这个洞察很真实，对患者缠绵病榻时的逻辑的理解准确得令人压抑。症状包括迟钝的眼神、缓慢的反应和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叹息，有时还有看见神职人员时迸发的泪水，神职人员就像乌鸦，向有思考能力的生物预报死亡的冰冷事实。
麦特·伯克却没有显露出这种抑郁的任何症状。他伸出手，卡拉汉和他握手，发现他的手有力得惊人。
“卡拉汉神父，很高兴你能来。”
“乐意之至。优秀的教师就像妻子的智慧，都是无价之宝。”
“连我这种信奉不可知论的老顽固也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