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天以后，戴尔克·施特略夫来找我。
“听说你见到勃朗什了？”他说。
“你怎么会知道的？”
“有人看见你同他们坐在一起，告诉我了。你干嘛不告诉我？”
“我怕会使你痛苦。”
“使我痛苦又有什么关系？你必须知道，只要是她的事，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我也想知道。”
我等着他向我提问。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他问。
“一点儿也没改变。”
“你看她的样子幸福吗？”
我耸了耸肩膀。
“我怎么知道？我们是在咖啡馆里，我在同思特里克兰德下棋。我没有机会同她谈话。”
“啊，但是你从她的面容看不出来吗？”
我摇了摇头。我只能把我想到的给他讲了一遍：她既没用话语也没用手势向我透露她的任何感情。他一定比我更了解，她自我克制的力量多么大。戴尔克感情激动地两手紧握在一起。
“啊，我非常害怕。我知道一定会发生一件事，一件可怕的事，可是我却没有办法阻止它。”
“会发生什么样儿的事？”我问道。
“啊，我也不知道，”他用两手把头抱住，呻吟道，“我预见到一件可怕的灾难。”
施特略夫一向就很容易激动，现在简直有些神经失常了。我根本无法同他讲道理。我认为很可能勃朗什·施特略夫已经发觉不可能再同思特里克兰德继续生活下去，但是人们经常说的那句俗话“自作自受”，实在是最没有道理的。生活的经验让我们看到的是，尽管人们不断地做一些必然招灾惹祸的事，但总能找个机会逃避掉这些蠢事带来的后果。当勃朗什同思特里克兰德吵了架以后，她只有离开他一条路好走，而她丈夫却在低声下气地等着，准备原谅她，把过去的事忘掉。我对勃朗什是不想寄予很大同情的。
“你知道，你是不喜欢她的。”施特略夫说。
“归根结底，现在还没有迹象说明她生活得不幸福。据我们所知道，说不定这两人已经象夫妻一样过起日子来了。”
施特略夫用他那对愁苦的眼睛瞪了我一眼。
“当然了，这对你是无所谓的，可是对我说，这件事很重要，极端重要。”
如果当时我的神色有些不耐烦，或者不够严肃，我是有点儿对不起施特略夫的。
“你愿意不愿意替我做一件事？”施特略夫问我。
“愿意。”
“你能不能替我给勃朗什写一封信？”
“你为什么自己不写呢？”
“我已经写了不知多少封了。我早就想到她不会回信。我猜我写的那些信她根本就不看。”
“你没有把妇女的好奇心考虑在内。你认为她抵拒得了自己的好奇心吗？”
“她没有好奇心——对于我。”
我很快地看了他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