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作者也深感困惑，所以这篇作品就命名为《厚脸皮》吧。反正我的脸皮本来就很厚。
在稿纸上写了大大的“厚脸皮”后，心情多少也稳定下来了。
如果把太宰治短暂的“安定期”看成是他一九三九年再婚之后，因生活美满而与生活妥协的结果，固然无可厚非；不过，如果用一个更广大的视野来审视，读者不难发现：一九四○至一九四四年，正是整个“日本帝国”有史以来最狂飙也最挫败的时期。此时中日战争迈向中途，太平洋战争揭开序幕，日本充满自信地闯向一个以鲜血燃祭樱花的狂热荒原，试图以征服全世界来否证其边缘人的岛国神话与历史。反而是在这场充满虚浮野心与顿挫悲情的战争之中，太宰治的理情特质遂以彰显。换言之，一个精神状态趋近于无休止之自苦自毁的作家，反而在疯狂的氛围中获得了和“时代脉动”一致的、形式上的稳定。所以我们会在《永别》这篇小说中读到如下叙述：
不过，我介绍以上三封信，绝非为了构思《永别》这篇小说。起初我的意图只有一个，我想写收到最后一封信时的感动。
您好吗？
从遥远的天空问候您。
我平安抵达任务地点。
请为伟大的文学而死。
我也即将赴死，为了这场战争。
然而，太宰治心目中“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显然并非浮浅的胜利而已，“太平洋战争”还包藏了和文学救赎动作一样非常“真理中心（logocentric）”的自证——那就是选择毁灭的深层意识。太宰治虚无消沉的一生始终浸沉在某种叛离旧价值的憧憬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以“后设小说（Meta-fiction）”的俏皮努力揭露着文学作品不可救药的媚俗性（哪怕是非常晦涩的现代主义作品亦然），但是这种叛离依然十分吊诡地落入了大和民族的另一个根深蒂固的旧传统之中——樱花总是在灿烂的巅峰乍然凋落，太宰治也总是迫不及待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为什么他会在《新郎》这篇小说中说：
我想搭这辆马车去银座八丁逛逛。我想穿着鹤丸（我家的家徽是鹤丸）的家徽和服、仙台平的裙裤、白足袋，以这身打扮悠哉坐着这辆马车去逛银座八丁。
啊，最近我每天都以新郎的心态在过日子。
在《新郎》的结语之后，太宰治写道：“本文写于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这天早上听到日本和英美正式开战的报道。”或许，太宰治在这年十一月因通不过征兵体检而免役的遭遇，恰恰使他益发体认了文学救赎之无效性与欺罔性，也恰恰催迫他更进一步迈向写作，他越写下去，就越证实了“向往民众”之苍白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