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给一个男人写了三封信，他都没有回信。思来想去，实在没法子活下去了，于是在这三封信里，袒露了我的内心，怀着一种站立悬崖跳进怒涛的心情寄出去了。但是，等了又等，就是不见回信。我转弯抹角向弟弟直治打听他的情况，知道他没有任何变化，每天晚上到处转悠着喝酒，写的全是一些违背道德的作品，为社会上那些正经的人们所不齿和愤恨。据直治说，他还劝导直治经营出版业，直治也跃跃欲试，除他之外，又请了两三位作家做顾问，有人答应出资什么的。听直治这么一说，这才知道，我所热恋的人的周围丝毫嗅不到有关我的一点气息。由此，我感到羞愧，更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和我心目中世界上的人全然不同，是另一种奇妙的动物。只有我一个人被抛弃于秋日黄昏的旷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种从未尝过的凄怆之感袭上心头。这就是失恋吗？难道只能呆呆伫立于旷野、等待日落之后冻死在夜露之中，别的就无路可走了吗？想到这里，我欲哭无泪，两肩和胸脯剧烈地打着哆嗦，实在喘不出气来。
眼下，无论如何，我要去东京面见上原，一不做二不休，既已扬帆，就得出港，走到哪里是哪里，不可坐以待毙。我在心中暗暗做着出行的准备，在这个节骨眼上，母亲的病情有些不妙。
母亲夜间剧烈地咳嗽，量量体温，三十九度。
“今天也许太冷的缘故，明天会好的。”
母亲一边不住地咳嗽，一边低声地说道。不过，我觉得母亲不像单纯的咳嗽，心里盘算着明天请下面的乡村医生来看看。
第二天早晨，体温降到三十七度，咳嗽也不太厉害了。虽说如此，我还是跑到乡村医生那儿，告诉他母亲近来急速地衰弱，昨夜发烧、咳嗽，好像不是一般的感冒，务必请前去诊察一番。
医生答应回头就去，说着就到客厅角落的橱柜里拿来三个梨子递给我，说是别人送的。过了正午，他换上碎白花夏衫来看病，照例花了很长时间，仔细地听诊、叩诊，然后转头正对着我说道：
“不用担心，吃上一剂药就会好的。”
我不知怎的，老是想笑，于是强忍住笑，问道：
“不需要打针吗？”
“用不着打针，患了感冒，只要静养些时候，就会好的。”他认真地说。
但是，一个星期之后，母亲还是没有退烧，咳嗽虽说止住了，体温早晨三十七度七，晚上达到三十九度。医生第二天拉肚子休诊，我前去拿药，告诉护士母亲的病情不容乐观，请她转告医生，医生依然说是普通的感冒，用不着担心，只给了些药水和粉剂。
直治照旧去了东京，已经十天未归了。我一个人放心不下，发了张明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