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纸上偶然得知她死讯个朋友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在听筒旁缓缓读家晨报这则报道。报道文字很般,大约是刚出大学校门记者写见习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某司机压死某人。该司机因业务过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审查。
听起来竟如杂志扉页登载首短诗。
"葬礼在哪里举行?"问。
"这——不知道。"他说,"问题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吗?"
她当然也有家。
当天给警察打电话,问她父母家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给她父母家去电话打听葬礼日期。如某个人说那样,凡事只要不怕麻烦总可以弄清楚。
她家在下町。打开东京区划图,用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个记号。那确是东京城普通老百姓聚居地。地铁线、国营电气列车线、专列公共汽车线如乱七八糟蜘蛛网般纵横交错茫无头绪。几条脏水河从中穿过,杂乱道路犹如甜瓜纹紧紧附在地表。
葬礼那天,从早稻田乘上都营电车。在快到终点小站下来打开区划图,但地图和地球仪同样无用,害得买好几盒烟问好几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门口。
她家是座围着茶色木院墙老木屋。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说"或许不无用处"。院角扔有个早已废弃不用旧陶火盆,火盆里积有15厘米深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
也是因为她16岁便跑出家再未回来,葬礼只有亲属参加,静悄悄。亲属也几乎全是上年纪人,个30岁刚出头不知是她胞兄还是堂兄人在操持葬礼。
父亲五十六七岁,个不高,黑色西服胳膊上套个葬礼袖章,立在门房几乎纹丝不动,样子使人联想起洪水刚退柏油马路。
临走时向他默默低下头,他也默然低头。
第次见到她是1969年秋天,22岁,她17岁。大学附近有个小咖啡馆,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馆虽不怎起眼,但可以听到摇摆舞曲,边听边喝味道塌糊涂咖啡。
她总是和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书。虽说她戴眼镜俨然牙齿矫正器,手也骨节分明,但总像有种容易让人接近感觉。她杯里咖啡经常冷冷,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学生借书给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本接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想看书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
德尔茨、"滚石"、巴茨、迪普·帕布尔、穆迪·布鲁茨——也是那样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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