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纸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在听筒旁缓缓读了一家晨报的这则报道。报道文字很一般，大约是刚出大学校门的记者写的见习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某司机压死了某人。该司机因业务过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审查。
听起来竟如杂志扉页登载的一首短诗。
"葬礼在哪里举行？"我问。
"这——不知道。"他说，"问题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么的吗？"
她当然也有家。
我当天给警察打电话，问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给她父母家去电话打听葬礼日期。如某个人说的那样，凡事只要不怕麻烦总可以弄清楚。
她家在下町。我打开东京区划图，用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个记号。那的确是东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铁线、国营电气列车线、专列公共汽车线如乱七八糟的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茫无头绪。几条脏水河从中穿过，杂乱的道路犹如甜瓜纹紧紧附在地表。
葬礼那天，我从早稻田乘上都营电车。在快到终点的小站下来打开区划图，但地图和地球仪同样无用，害得我买了好几盒烟问了好几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门口。
她的家是一座围着茶色木院墙的老木屋。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说"或许不无用处"。院角扔有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旧陶火盆，火盆里积有15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为她16岁便跑出家再未回来，葬礼只有亲属参加，静悄悄的。亲属也几乎全是上年纪的人，一个30岁刚出头不知是她胞兄还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礼。
父亲五十六七岁，个不高，黑色西服胳膊上套一个葬礼袖章，立在门房几乎纹丝不动，样子使人联想起洪水刚退的柏油马路。
临走时我向他默默低了下头，他也默然低头。
第一次见到她是1969年的秋天，我22岁，她17岁。大学附近有个小咖啡馆，我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馆虽不怎么起眼，但可以听到摇摆舞曲，边听边喝味道一塌糊涂的咖啡。
她总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书。虽说她戴的眼镜俨然牙齿矫正器，手也骨节分明，但总像有一种容易让人接近的感觉。她杯里的咖啡经常冷冷的，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的学生借书给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我想看书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的。
德尔茨、"滚石"、巴茨、迪普·帕布尔、穆迪·布鲁茨——也是那样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