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间里站务员不无疑惑地定定注视我俩的装束。
还是没有。我说。
“从哪里上的?”
涩谷。我回答。
“花了多少钱,从涩谷到这里?”
“忘了,”我说,“大概不是120元就是140元。”
“记不得了?”
“想问题来着。”
“真从涩谷上的?”站务员问。
“开进这站台的不都是涩谷始发的吗?如何骗得了人!”我提出抗议。
“从那边的站台来这边也是可能的。银座线相当长的嘛。比方说可以从津田沼乘东西线到日本桥,从那里换车来这里。”
“津田沼?”
“比方说。”站务员道。
“那么津田沼到这里多少钱?照付就是。这总该可以了吧?”
“从津田沼来的?”
“哪里,”我说,“根本就没去什么津田沼。”
“那为什么要照付?”
“你不是那么说的么?”
“所以我不是说打比方吗?”
此时又开来一列电车,下来20多个乘客,通过出站口走到外面。我看着他们通过。没一个人丢票。随后我们重新开始交涉。
“那么说,从哪里付起才能使你满意?”我问。
“从你上车那里。”站务员说。
“所以不是从涩谷吗?”
“却又不记得票价。”
“忘了嘛,”我说,“你可记得麦当劳的咖啡价格?”
“没喝过什么麦当劳的咖啡。”站务员说,“纯浪费钱。”
“打个比方嘛,”我说,“就是说这类琐事是很容易忘记的。”
“反正丢票的人总是往少报,全都到这边站台说是从涩谷来的,无一例外。”
“所以不是说从哪里起算都照付就是么?你看从哪里起算合适?”
“那种事我如何晓得!”
我懒得再这么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便放下一张千元钞票,擅自走到外面。背后传来站务员的喊声,我们装作没有听见,兀自前行。在这世界即将步入尽头之际,实在懒得为这一两张地铁票挖空心思。追究起来,我们根本就没乘地铁。
地上在下雨。针一般的霏霏细雨将地面和树木淋得湿漉漉的。想必从夜里便一直在下。下雨使我心绪多少有些默然。对我来说,今天是宝贵的最后一天。不希望下什么雨,最好一两天万里无云。而后像J·G·巴拉德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连降一个月倾盆大雨,反正已不关我事。我只想躺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草坪上听着音乐痛饮冰凉冰凉的啤酒。此外别无他求。
然而事与愿违,雨不像有止息的迹象。仿佛包了好几层塑料包装纸一样色调模糊的阴云把天空遮掩得密密实实,雨不间断地从中泻下。我想买份晨报看看天气预报,但买报必须走到地铁出站口附近,而一到出站口势必又要同站务员重开那场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