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不敢管,生怕得罪陆荣祖。直到苦主上告广州府,凶手才得以伏法。当时广州府推官颜俊彦在判决里感慨:“吏之如虎也,令之如羊也。”可见有时候知县也是弱势群体。
《吏治悬镜》里对胥吏凶悍,描述得更加精准:“本官稍有瑕疵,辄指为把柄,讲呈说告,恐吓多端,卖访勾窝,陷害无罪。于是长厚受其挟制,莫敢伊何;严刻者化为痴呆,惮于用罚。”
知县上任,往往会带至少两个师爷幕友,个精通刑名,个精通钱粮,分派到六房,就是为从胥吏手里稍微夺回主动权。
不过胥吏欺官这种事,很少会拿到明面上来说。朝廷体面还要不要?*员威严还留不留?杜山纸状书戳破这层窗户纸,直接指控陶成、陈佐等几个人欺官,操控县治,连知县都坑死。结果整个案子从桩贿赂小事上升到“彭县还姓不姓朱”问题,不由得上峰不上心。
这份状书,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递交给成都府。
般来说,此类案件会交由成都府推官负责审理。不过推官业务很多,未必每天都在,因此在这之前,公堂还有个预审环节。
成都府公堂,每天会有两名刑房吏员值守,个叫直堂吏,个叫直印吏。直堂吏负责预读上交诉状,初步判断其性质,并签发牌票,召唤涉案人员等;直印吏则负责记录公文往来,他手里有个簿子,上面写今天哪房收到公文几道,用几次印,有几封诉状上交,有几道牌票发出,等等。两者互相配合,也互相监督。
二十三日这天,值班直堂吏叫杨汉采。他收到杜山诉状,先读遍,并没有急着转交。这个指控很敏感,不能偏听面之词。推官老爷就算要审,也得等原告被告到齐再说。直堂吏主要工作,就是预先把相关人等材料准备齐全,让老爷可以直接升堂断案。
于是杨汉采当堂写道牌票,交给防夫刘景高——防夫也是个役职,可以视为保安与邮递员合体——让他在本月二十五日之前赶到彭县,把陶成、陈佐等人提到成都来问话。
刘景高拿着牌票,路从成都赶到彭县。二十五日他进县城,迎头就看到两个衙役走过来,看穿戴,个是快手,个是皂隶。他们俩特别热情,说设下宴席,非要拽着刘景高去吃酒。刘景高问他们俩是谁,两位自介绍下,个叫刘本敖,个叫王廷用。
原来杜山上告这事,早就被陶成、陈佐发现。两个人很惊慌,成都府不是他们势力范围,断然不能去。好在他们熟悉政务,知道成都府定会派人来提审问话,只要把这个持牌票人多拖住几日,说不定就能把这事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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