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下落呢？”我问。
“日本领事馆来了一个叫姊小路永德的外交官，说这是日本z.府的财产，给收走了。”
“全收了？”
“啊，那当然，三本全拿走了。”
木户有三笔记的来源搞清楚了，可是新的疑问重新发现：如果日本z.府当时把笔记本收走，那么我家里那本笔记，到底是从何得来的呢？还有，第三本笔记，下落又在何处呢？
我又细细追问，也亏得付贵对当年那件事印象太深，许多细节都还记得。我问了一圈下来，发现付贵这个人只是凭着对朋友的义气，想要帮帮许一城罢了，他只是个小探长，对于盗卖佛头这件事本身，知道的恐怕还不如黄克武多。
综合黄克武、付贵和木户加奈的故事，许一城的形象逐渐丰满了，但他与木户有三在1931年7月到8月之间的经历，却还是一片空白。
我问道：“我爷爷，到死也没再说什么？”付贵摇摇头道：“没有。你爷爷许一城是个茶壶煮饺子的性子，他不想说的，你一个字也别想撬出来。他临刑前夜，我带了点酒菜去送行，劝他再好好想想，只要他说一句话，我就有把握把这案子拖下去。可他什么都没说。等我把酒菜盘子端出监狱，发现案底粘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他与我相识一场，总要留点东西做纪念。纸条指点我去南城一处偏僻的冰窖里，从那里拿到一件唐代的海兽葡萄青铜镜。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咱们以镜结识，就以镜结束好了。”
他说到这里，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
“我想找他的遗孀，可她那时候已经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失踪了。后来抗战爆发，日本人占了北平，我没跑，稀里糊涂当了伪警察。抗战胜利以后，我勉强避过了汉*的风头，还抱上了北平警备司令的大腿。可惜抱得太紧，等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我想松开都难了。后面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在监狱里待了小半辈子，出来以后也干不了警察，就靠当年跟许一城混的时候学到的一鳞半爪，在天津当个拉纤的。”
“不对……”我喃喃自语。桌上其他三个人都听到了。付贵眉头一皱：“你说什么不对？”
我抬起头：“我说您收的那样古董不对。”
“你是说你爷爷给了我的是赝品？哼，你太不了解他了！”付贵不悦道。
“不，不，不是说这枚青铜镜是赝品，而是……”我飞快地组织着语言，“而是你拿到那枚青铜镜的地点，有问题。您刚才说，这东西是搁在一个冰窖里的？”
“对，就在城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头，以前是给宫里专门存冰用的。”
“这就奇怪了。我爷爷是白字门的大行家，五脉掌门。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种没常识的事来。”
我的话立刻吸引了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