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朗、王修等不少人则认为不能够恢复，理由是吴蜀尚未平定，战争还在进行，如果恢复肉刑，会使闻者生畏，把那些想来归附
人吓跑。曹操对陈群、钟繇意见很欣赏，但也感到反对意见不无道理，权衡利弊结果，只得暂时将此事搁置
起来。总来说，曹操对于法治倾注极大心力，他以法治政，以法治军，无论对百姓，对部下，甚至对家人，都实行严刑峻法。曹操要拯救乱世，要尽快实现社会安定，要加强军队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这样做是完全必要，这是那些腐朽军阀所难于企及。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对劳动人民反抗进行镇压企图，对下属、特别是对下层士兵惩罚也有其残酷之处，但比起那些无章可循，任意屠戮百姓、草菅人命军阀来，又要算是有所节制。有法后就要严格执法，要“轻重随其刑”，而不能轻重随意，更不能草菅人命，这
点曹操也是注意到。他在《选军中典狱令》中认为，刑法是关系众人生命，让不合适人去掌管关系三军生死大事，他很担心，而要选用精通法律人来掌管刑法，就表明这点。
不难看出，曹操对自己政治理想确是在部分地实行着，至少是在努力地追求着。他自然永远也不可能把他所描绘理想社会变成现实，但他根据自己理想所采取政治措施却不同程度地收到理想效果，有甚至是很明显效果。他能力克群雄，逐步统北部中国，使社会秩序逐步走向安定，这本身就是个有力证明。
曹操政治思想是复杂，有时甚至是互相抵触、矛盾，但它们在曹操世界观中又得到和谐、有机统。概括地说来，就是在总政治方向保持不变前提下，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可以采用不同方针政策，或对同方针政策某些方面有所倾斜，有所侧重。比如，曹操在《以高柔为理曹掾令》中说：“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提倡礼义和施行刑罚，看起来是矛盾，但曹操在这里把它们统起来，就是在国家安定推行教化时把礼放在首位，而平定乱世政治措施则把刑罚放在前面。不同时期各有所用，或者说各有侧重。既然有首就必有次，有先就必有后，在国家安定推行教化时把礼放在首位，意味着把刑罚放在其次地位，平定乱世时把刑罚放在前面，意味着把礼义放在后面，这样两者也就统起来，作为政治措施也就互不矛盾。实际上两者本来也是相辅相成，任何历史时期封建统治者，都是不可能绝对地只用其中手，而绝对地排斥另外手。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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