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不是真,编得也还不错。(1)”达利也许会说。其实,这是他本人在那次访谈中引用句子,那会儿正谈到,觉得他书,尽管划定必要边界,也在语言中心辟出大片想象沙滩,而他游戏则是开启它唯密钥。达利是这答复,他说加拉在读过书后讲这句话:倘若里头写都是真,那这书太好;倘若到头来都是假,那这书好得没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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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为意大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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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起诸如“欧洲”与“死亡”这样话题忽就想起优塞福·罗特小说《皇帝塑像》中个次要人物:酒馆老板、犹太人所罗门·比尼奥夫斯基。莫斯汀伯爵深信这个简单朴实、天生聪慧男人能给他以合理回答,便习惯性地就各种问题征询他意见。看呐,比尼奥夫斯基,达尔文这白痴说们是猴子变,且他还有理……而所罗门·比尼奥夫斯基总能就此讲出些好玩东西。
“你可是念过《圣经》,所罗门。你该知道吧,那上头写着,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人类,而非国民。是这样吧,所罗门?”
“您说得太对,伯爵先生!”
某日,在全球沦陷大环境下,奥匈帝国消失,继而引发系列政体垮塌,伯爵便问比尼奥夫斯基对这世界怎看。
“先生,已经啥啥都不想。世界毁。”酒馆老板答道。
世界两腿蹬。在末日般气氛里,像比尼奥夫斯基这样个人又能做些什?他对世界已不抱希望,却还保留着内心中某种信仰。
而在身上,这种信仰可以被归结为“艺术”二字。从某种角度来说,很像比尼奥夫斯基:对正在崩塌世界,已无话可说,可心中还有“热望”,还有那些古老信条;那刻,是它们让欢庆,欢庆至此卡塞尔见闻,欢庆那儿某些作品已渗入情绪与人格。
正如比尼奥夫斯基样,也明白:世界亡,它已支离破碎,只有那些敢于展示解体中它人才是在描绘真实景况。知道世界大限将至,但艺术能创造生命,它并不像那些灾祸预言者说那样死路条。于是决定更名为比尼奥夫斯基,连奥特尔也抛却他临时姓氏改叫比尼奥夫斯基。他对世界不抱任何想法(世界实在令失望),对艺术则不然。
立马感觉称心、如意。陪伴六十多年名字终于被甩在脑后。它真叫厌烦,尤其是因为,它仅属于青年时代,而这个阶段已经被拖得太长。
连上Spotify(1)。既然玛格丽特·杜拉斯名字在脑中闪而过,便搜索起她导演电影《印度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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