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王》、《树王》、《孩子王》，念起来有节奏，不过以写作期来讲，是《树王》、《棋王》、《孩子王》这样
个顺序。
《树王》写在七十年代初，之前是“遍地风流”系列，虽然在学生腔和文艺腔上比“遍地风流”有收敛，但满嘴
宇宙、世界，口气还是虚矫。当时给个叫俞康宁朋友看，记得他看完后苦笑笑，随即避开小说，逼
讨论莫扎特第五号小提琴协奏曲慢板乐章中提琴部分分句，当时他已经将三个乐章提琴部分全部练完，总觉得第二乐章有不对劲地方。说第二乐章提琴部分好像是小孩子，属于撒娇式抒情。这瞬间，倒明白
《树王》不对劲地方。俞康宁后来患肾炎，从云南坐火车回北京，到站后腿肿得裤子脱不下来，再后来病退回北京，在水利部门做拍摄灾情工作。后来想到们在乡下茅房里讨论莫扎特，莫扎特真是又远又近，无疑很奢侈。幸亏艺术就是奢侈，可供们在那样个环境里挥霍。
九九二年，到意大利北部山区去见奥米先生。奥米先生是意大利电影导演，在纽约看过他经典之作《木鞋树》，深为折服。奥米先生提出拍《树王》，说叫来导，后来不知道怎样拒绝。《树王》怎
可以再提起呢？它是创作经验上块心病，后来又是发表经验上个心病。《棋王》发表后，约稿紧促，就把《树王》递出，窘当然是自己。
《树王》之后是《棋王》阶段。大概是《棋王》里有些角色陈词滥调吧，后来不少批评者将小说引向道家。其实道家解决不小说问题，不过写小说倒有点像儒家。做艺术者有点像儒家，儒家重具体联系，要解决也是具体关系。若是，用儒家写道家，则恐怕两家都不高兴吧？
《孩子王》是自认成熟个短篇，写得很快，快得好像是抄书。小说写到这种状态，容易流于油滑。写过几篇之后，感觉像习草书，久写笔下开始难收，要习汉碑来约束。这也是翻检小说之后，觉得三个时期各有篇，足够。其他，重复，不应该再发，有些篇，例如有篇讲近视眼，连自己再看过后都生厌恶之心，有何资格去麻烦读者？
开始写小说时候，正是中国出版黑暗时期，所以习作开始，就没有养成为发表而写作良好习惯，此先天不足，从八十年代中直到现在，直困扰。
此次重新出版旧作，新在恢复《孩子王》在《人民文学》发表时被删去部分，这多亏杨葵先生要到手抄件，不过《树王》手抄件已被《中国作家》清理掉。现在想起来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有那多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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