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
“是的。我很激动,因为毫无必要把我们都吵醒,我丧失了理智,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他滔滔不绝地谈着。
“你叫什么名字?”
“增援部队的后备兵约瑟夫·哈马赫尔。”
那检查员走了。
大家都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说是你干的呢?那根本不是你干的啊!”
他龇牙咧嘴地笑了笑。“没有关系。我有一张‘狩猎许可证’[26]。”
这样一说,大家当然都懂了。谁要是有了一张狩猎许可证,那就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是的,”他解释道,“我脑子有点毛病,他们就开给我一张证明,说是我的行动,有时候自己不能负责任。从那时候起,我的日子可过得美了。人家不敢来惹我。也没有人来对我怎么样。我承认是我干的,那是因为那一砸使我很高兴。如果明天她们再把房门敞开,我们还砸。”
我们都高兴极了。有约瑟夫·哈马赫尔在我们中间,什么风险我们现在都敢冒一下了。
随后来了那没有声响的平板车,把我们推走了。
绷带粘得很牢。我们好像公牛似的吼叫着。
我们一间屋子里有八个人。彼得,一个长着一头黑卷发的人,伤势最重——肺部中弹,病情复杂。他旁边那个弗兰茨·韦希特,胳膊上中了一枪,开始的时候看上去不是太糟。可是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喊着我们,要我们按铃,他认为自己在大出血。
我一个劲地按铃。夜班护士却并不来。那晚上我们已经向她提出过相当多的要求,因为我们个个都是新换的绷带,所以疼得很厉害。一个人要让他的腿这样子放,另一个人又要那样子搁,第三个人要点水喝,第四个人又要她把枕头抖松一点。最后,那个胖胖的老太婆恶狠狠地嘟哝着,大声地把门关上了。现在,她大概以为又是那一套,因此她就不来了。
我们等着。后来弗兰茨说:“再按。”
我就按了。她却始终没有再露面。在我们这一侧,夜里只有一位值班护士,也许她正好在别的屋子里忙吧。“弗兰茨,你确认你是在大出血吗?”我问。“不是的话,我们又要挨骂了。”
“绷带都湿啦。有谁能开个灯吗?”
这也办不到。开关在门口,我们谁也站不起来。我把大拇指按在铃钮上,一直到麻木为止。说不定那个护士已经睡熟了。她们肯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那么一天又一天的,大家都劳累过度了。再加上固定要做的祈祷。
“我们要不要扔一个瓶子?”有“狩猎许可证”的约瑟夫·哈马赫尔问。
“她既然听不到铃声,就更不会听到这个了。”
后来,门终于开了。那个老太婆愁眉苦脸地出现了。当她一看到弗兰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