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整整一天，我们就坐在军人俱乐部。还能有别的什么地方好去啊，我们不愿意待在营房里。中午前后，我们到野地里去溜达了一会儿。
这几个小时可真是折磨人，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所以我们就谈到母亲的病。现在已经断定是癌症，她早就住进了医院，而且就要手术了。医生希望她会好起来，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癌症能治好的。
“那么她如今在哪儿？”我问。
“在路易斯医院里。”我父亲说。
“住几等病房？”
“三等。我们必须等到知道了手术费要多少以后再说。她自己要住三等病房。她说，住在那里倒可以有个伴儿聊聊。再说，费用也便宜一些。”
“这么说，她跟所有那样的病人都住在一起了。只要她能够睡得好就行。”
我父亲点了点头。他神色疲惫，满脸皱纹。我母亲一直有病。虽然只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她才住进了医院，可是花掉的钱已经很多，我父亲的一生实际上都扑在那上面了。
“只要我知道手术费要多少就好。”他说。
“你没有问过吗？”
“没有直接问过，我不能那么问。医生会认为很唐突，那样问是不行的，因为他毕竟要给你妈妈开刀咧。”
是的，我痛苦地寻思着，对我们，对所有的穷人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敢问价钱，可是事先却为此担心得要死。而另外那些人呢，对他们来说花钱本来就不在乎，却十分自然地先把价钱讲定了。而医生也并不认为他们这样做就是唐突。
“事后的缝合费用也贵得很咧。”我父亲说。
“难道病患补助金就一点也没有给吗？”我问。
“你妈病得太久了。”
“那你手头有没有钱呢？”
他摇了摇头。“没有。不过我可以干一点加班的活。”
我知道：他会站在自己的桌子前面，折叠啊，粘贴啊，剪裁啊，一直干到半夜十二点钟。晚上八点，他稍微吃一点凭票证换来的没什么营养的东西。随后他服用一点头痛粉，继续干下去。
为了使他高兴一点，我给他讲了几个刚好想起的故事，士兵们说的笑话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关于将军啊上士啊什么的。
后来，我就送他们到火车站。他们给了我一杯果酱和一包油炸马铃薯饼，都是我母亲为我做的。
然后，他们就走了，我也回到了营房里。
那天晚上，我把果酱涂在煎饼上，吃了一些。可是我觉得没有味道。所以我就走出去，想把煎饼送给俄国人吃。后来我忽然想起，这些东西是我母亲亲手烘制的，而且当她站在火热的炉前的时候，说不定还忍受着疼痛呢。于是我把那包东西重新放进了背包，只拿了两个煎饼给俄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