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的影响不做分析，可能夸大我们所提出机制的解释力。如威默尔关于民族国家的研究，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1816—2001)，其间帝国竞争格局与主导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民族主义性质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威默尔的研究对这些宏观结构变化及其互动关系却缺乏细致的分析，使得我们很难认定是民族主义的传播导致了帝国的垮台，还是帝国政治的变化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发展（赵鼎新2021c）。当然，某些机制可能具有内在稳定性，对宏观结构的变化不那么敏感，如特钦等人提出的人口—结构机制对于解释前现代农业帝国的垮台就具有很强的理论稳健性(Goldstone1991；Turchin2003)。<注："人口—结构模型(Demographic-StructureTheory)认为（农业）帝国建立后，承平日久，不可避免带来人口扩张，这产生了如下削弱帝国统治的机制：第一，在土地报酬率递减的规律下，人口增长最终会超过土地承载力，导致农业社会的人均产出下降；第二，平民人口增加，导致地租上升，劳动力工资下降，平民与精英之间的不平等扩大，同时，青年群体失业率提高，将引发如粮食骚乱与劳资争议等社会不稳定现象；第三，精英人口增加，以及所控制土地的产出下降，促使精英加强对平民压榨，也导致精英间竞争加剧，这进一步推动政治派系的形成，而无法进入体制内的精英群体，开始积累不满情绪；第四，土地报酬率递减与人均产出下降，削弱了国家财政汲取能力，逐渐臃肿的z.府机构使得z.府财政支出不堪重负，最终导致z.府对军队控制力下降。此时，没有被吸纳进体制内且有政治抱负的精英与不满的民众结合导致中央权威的崩溃与社会失序。(Goldstone1991;Turchin2003)通过对诸多帝国的定量分析，特钦发现这一规律在前现代社会十分稳健。">
因果推断的第二个假设是条件独立假设(ConditionalIndependenceAssumption,CIA)。这个条件要求解释变量的取值不受被解释变量取值过程的影响，两者的取值是独立的(Kingetal.1994，94；ImbensandRubin2015，257)。也就是说，那些影响到被解释变量变化的因素，不能同时影响到解释变量的变化，否则，我们无法证明被解释变量的变化是由解释变量的变化导致的。然而，我们关心的对象往往是由诸多社会因素所决定，因此解释变量本身很难外生变化，那么一个基本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