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
价值，还是当下个体主观价值，抑或永远处于未来、永远未曾到来永恒期待。易言之，这在根本上是
个政治问题。除此之外，从19世纪末开始，社会科学要构建新实验方案，也必然要在两个重要学术维度中做出选择：其是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分野所构造学术空间中选择合适位置，从而必须与两者展开场语义复杂对话；其二是如何继承和重构国别性文化与政治脉络。
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例，最具原创性实验主要由1890年之后法国、德国（奥地利也属于同知识传统）和部分意大利所谓“世纪末代”(findesiècle)学者所推动，比如韦伯、弗洛伊德、克罗齐等等。他们实现
从哲学和历史到社会科学重要转折。与后文述及美国社会科学发展路径不尽相同是，他们和历史学有着更深纠缠（比如克罗齐本身就是历史学家），也分享历史学对于历史主义危机深刻忧虑以及对于历史独特性尊重(Ross1994，1—25；Hughes2002，3—66)。18世纪以来，历史主义把理性和道德价值建筑在“客观历史”发展基础之上，但这个基础很快被证明是不牢靠，社会科学观察者主观性问题亦成为争议焦点。而历史学在运用和阐释历史主义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进入对于历史具体关注，个危险后果就是，抽象历史法则与进步愿景在具体而多元史实面前可能面临崩溃，历史不确定性会占据上风。人类历史真有目吗？这成为个令人不安疑问。同时，浪漫主义兴起及其与史学结合也促进人们对个体价值和历史存在多元性体察和认知。因之，与历史学深刻渊源给欧洲大陆社会科学带来不同特质。上述这些思想巨匠，首先试图以“主观意识”反思性创造来重新拯救破碎历史与时间性，为社会科学与历史提供新整全性。他们固然放弃历史主义内含未来乌托邦，却仍然试图把自由思考主体从未来霸权中解放出来，在主观理性基础上重建基本价值和“主体间性”。以韦伯“理想类型”为例。虽然他批判19世纪以来实证主义，并承认社会科学概念本质是人为建构之物，但他也从另方面提供社会科学共同体集体工作可能性。在他名篇《以学术为业》(1998)中，他亦试图调和不可避免主观性与科学研究可能性之间张力。不过，这种“调和式超越”是极不稳定。20世纪30年代政治局面进步恶化、特别是欧洲知识分子无法再作为“立法者”探索社会道德基础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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