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这场战斗中，作为个体
人，是既有无尽焦虑，也有和解希望。这种时间体验与战后基本政治经济局面及思想动向也是相关。
方面，进步主义并没有完全退出舞台，而是借由国家对经济管理普遍增强、冷战格局下西方发展观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广等新契机重新复活——换言之，进步主义时间结构依靠种空间结构得以维系，即把西方当下变成地理空间中他者未来(Osborne2011，15—20)；另方面，所谓“当下主义”(presentism)正在形成。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终结、持续经济“滞胀”、失业率高企以及技术层面发展，使得这种新时间性不断扩张。最终，“当下主义”借由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包括其时间性）拒绝和批判逐渐获得霸权，取代
进步主义。在这种新时间体验和历史观念中，阿伦特所停驻那个精神性“裂隙”被实在化为现实“当下”；而每个当下不再会以未来之名被牺牲，亦不是通往某种永恒性跳板或过渡；相反，当下不仅侵蚀并最终代替未来——当下不断膨胀，当下成为庆祝对象。相应地，过去、当下（现在）与未来之间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方面，未来在某种程度上被关闭：既然进步主义与历史主义宏大期许已被放弃，那
每刻当下价值才是值得追求，以替代对于超越性价值想象与追逐。并且，只要技术进步带来变革速度足够快，那当下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被“未来化”，当下自身可以获得曾经只属于未来永恒性。另方面，卡夫卡与阿伦特笔下那个为过去与未来之斗争所苦个体，现在亦可以放弃不息战斗，只要寓居在每个当下即可。也正因为当下时刻处于流动不居恒常变化中，对于历史和经验主观体验现在反而成为唯确定东西。寓居在当下个体现在成为唯重要主体，它不再与来自过去和未来压力激烈战斗，而是可以根据每时刻需要来重新组织和建构围绕在其周围过去和未来。阿赫托戈称之为种有关时间“褊狭主义”(provincialismoftime)(Hartog2015，101—148)。
这种当下主义迅速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要表征起源之。在文化和政治范式上，处于当下个体最终成为时间主观裁判者，“超级个人主义”(hyper-individualism)取代个人主义，身份政治也取代公民政治。尤其是在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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