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风,bao，也正是我们所说的进步。”(Benjamin2007，253—264)
这一,bao虐而狂乱的场景，使得一种抽象的历史困境获得了可见的形态。一切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构成了从未降临的“天堂”，从那里却吹来了狂虐的进步之风，把过去以及不断流逝的当下打碎，将它们变为一堆毫无价值的废墟。而唯有进步本身，或者说未来的完善，才是不可抗拒、不可抵挡的唯一历史动力。如果再用法国历史学家阿赫托戈的话来说，就是“有关完善的理想被时间化了，有关未来和进步的理念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开放性，逐渐并不断地与具象为一个终点的承诺分离。完善本身完全让步于可完善性和进步，不光是过去——这被认为已经过时了，而且当下也在未来之名下变得毫无价值。当下什么都不是，不过是那个若非光辉灿烂也至少是更好的明天的前夜，可以并且应该被牺牲掉”(Hartog2015，13)。
[瑞士]保罗·克利《新天使》(1920)
本雅明的文本隐含着一个重要的论点，即现代性核心理念之一的进步主义，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时间意识，或者说是过去、当下与未来三者之间某种特定的联系方式。那个不由自主的天使，首先是历史的天使，而它的矛盾与两难，首先是一种时间的危机。19世纪以来，欧洲政治与科学的变革催生了各种版本的历史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并创造了不同名目的普遍性历史观。然而历史哲学家们在19世纪末迎来了他们黄金时代的终结。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现代性和西方文明的反思成为替代性的潮流，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动向包括对知识客观性的反思，对理性的深刻怀疑，美学转向以及对历史时刻的多元性、特异性与偶然性的激进拥抱，等等(Rose1994)。从韦伯和弗洛伊德的“美学现代主义”(Hughes1974)，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2001)，一直到本雅明所追捧的克拉格斯(LudwigKlages)和施密特，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股潮流也形塑了从左翼到右翼、从前卫艺术到法西斯主义的广泛思想群体。
然而，这场危机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终止，部分g,m性的时间实验反而在战后消失了。1958年，本雅明的朋友阿伦特写作了《过去与未来之间》一书，指出在无尽的进步与无尽的未来破产之后，过去与未来之间所涌现的“裂隙”。她引用了卡夫卡的一个寓言来指涉新时代的时间体验和人的潜在思想过程：
“他有两个对手：第一个从后面，从源头驱迫他；第二个挡住了他前面的道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