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颂扬只是为着标志这样一个时刻：现代对于我们世界和人类一般状况的改变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对传统理所当然的依赖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了。
一种传统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传统观念已经丧失了对于人心的力量，正相反，就在传统丧失了活力，而人们对其开端的记忆也逐渐褪色的时候，传统陈腐不堪的概念和范畴有时反变得更加,bao虐。甚至于，传统可能只有在它终结之时，即当人们甚至不再反抗它之时，才充分展现它的强制力量。（阿伦特2011，21—22）
易言之，当某些所谓的传统观念早已不再是社会生活主要和普遍的文化动力时，有关该传统和历史的概念建构物反而可能获得极大的力量。然而，这些当代的建构物实际上是被抽空了实质内容的，它们所表征的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上的差异性，比如中国和西方、本土性与西方霸权、传统与现代、历史的与科学的，本土的社会学与舶来的社会学等。而这种制造差异的工具，可以被不同层面、不同目的的权力中心所调用，并被制造成为它们重要的话语武器。类似地，石汉博士最近在评论中国当代人类学时也指出：“本土性”正在被神圣化，获得了某种特殊的“光晕”，尽管历史人类学亦经历了上升，但其实质可能是脱离了本土日常实践的(Steinmüller2022)。人类学一直以来对于西方的时间霸权更为敏感，其转而从非西方社会的过去寻找资源，从而拯救西方消失的未来，但这一过程仅由少部分具有全球性身份的学术精英完成，和人类学本来的研究对象——日常生活及其文化意涵——是高度分离的。
如果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类似的寻找本土历史的保守主义运动自20世纪初以来也并非头一遭。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学衡运动反对当时成为主流的新文化运动，宣扬以中为本，用历史传统来构建民族认同，似乎与当下的历史转向有所呼应。然而，学衡派在现代化的目标上和新青年派并没有本质的分歧，其目标毋宁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苟吾人态度正确，处置得宜，则吸收新化而益臻发达。否则态度有误，处置未妥，斯文化之末路遂至”。换言之，学衡派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要求民族性与世界性兼备，其核心成员，如吴宓等人也都有深厚的西学素养。这一运动与国家的关系也并不紧密。而他们对于新青年派的主要批评是其思想与学术的功利性过强，这一批评也许在今天还是有效的（张宝明2021）。反观当下的历史社会学运动，其对于西学的认识和准备是不足的，且其内核对于中西、古今关系的理解是非此即彼的，而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