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着一种结构性关怀，它是把结构性关怀压缩到、加载到关键的事件史分析中的。
无论是结构性取向的历史社会学，还是本文所倡导的“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在其研究旨趣上都有别于实证史学。然而，我并不赞同固守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界限，反复纠结于两者的差别，唯恐社会学被历史学侵蚀了地盘。这其实是学科不自信的表现。格兰诺维特所开创的“新经济社会学”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启示是：“新经济社会学”不是要去研究经济学所不研究的东西，而是要用社会学独特的问题意识及方法直接进入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企业和市场（参见斯威德伯格2003）。时间性叙事的确是历史学的根基。我们不是要回避这个东西，而恰恰是要用社会学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眼光写出属于社会学风格的事件史。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不避异常艰苦的历史文献工作。社会学与历史学分家已久，要一个长期浸润在社会学思维中的学者转而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的确有望洋兴叹、无从下手之感，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在弃长就短。但是，若要在“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取得创造性成就，就必须有胆量挑战自己，有勇气突破学科界限，有耐心埋首于谱系学意义上的文献工作。既然选择了这样的方向，就必须担当这样的艰巨。韦伯曾经赋予“命运”这个概念在他的社会学思想中的特殊意味（参见Turner1981）。我想，以时间性见长的历史社会学也堪称“命运社会学”吧！
【参考文献】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刘北成等译，2008，《论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寅恪著，2015a，《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b，《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法]吉尔·德勒兹，2001，《什么是“dispositif？”》，汪民安译，汪民安等编《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邓正来、亚历山大著，2002，《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方维规著，2020，《什么是概念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法]米歇尔·福柯，李猛译，2001a，《无名者的生活》，《国外社会学》第4期。
——，苏力译，2001b，《尼采·谱系学·历史》，载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北成等译，2003a，《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