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应星：从“过程—事件分析”到“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14 / 22）

中提出来的概念，意指在打造世界诸宗教伦理中居于关键位置的、具有独特生活样式的特定社会阶层（韦伯2004，463）。担纲者的精神气质和伦理人格是韦伯的比较文明研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如果说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担纲者是儒家士大夫的话，那么，儒家文明演化到晚清已经发生了地域化的分化，以江浙、湖湘和岭南为代表的几大地域文化群体对晚近的中国政治、思想和社会变迁产生了各不相同的重要影响。除此之外，对社会行动者产生影响的还有家庭出身、教育经历和社会经历等因素。因此，“追根溯源”在这个层面体现的是对现代中国文明及其社会制度形成中影响甚深的历史人物背后的地域色彩、家庭背景、学校生活和社会经历进行深入的研究。陈寅恪(2015a，182—235；2015b，71—74，242—265)对“关陇集团”“山东豪杰”的研究以及对所谓“江陵素畏襄阳人”的解剖就是经典的例证。以中国**党g,m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为例，“追根溯源”即是要在中国**党g,m史中辨析出具有总体史意义的社会行动者（他们既可能是领袖级的g,m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也可能是党内地位虽不显赫、但在某些关键的事件和制度中具体担纲的关键人物），既要理解这些**主义g,m者身上共同的人格特质的成因，更要研究他们作为某些特定群体类型的g,m者独特的精神气质的渊源。比如，“富田事变”发生后，项英1931年1月到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尚未有明确的指示，项英需要独立处理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事件。实证史学的研究一般只是关注项英到任后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这种处理方式的影响和后果如何，却从不曾追根溯源地追问项英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来处理事变。而我则是要对1931年1月前的项英做深入的研究，看他的地域和家庭出身如何，看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性格是怎样的，看他在历次党内斗争中的经历和态度是怎样的，看当时的政治决策是如何变动的，甚至还要看他在去江西路经闽西时的所见所闻。只有经过这种生命传记式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项英到底是哪一类型的g,m者，他为什么会形成那样一种工作风格。这就是我所说的“追根溯源”在组织史和担纲者意义上的应用。孟庆延(2016；2017)对彭湃以及王观澜分别作为中国**党土地g,m的“农运派”和“算账派”的根源研究也是这种研究风格的体现。他在最新的研究中提出了建构“担纲者的类型学”的g,m社会学研究新视野（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