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逐渐从对历史规律的寻求转向对历史意义的追求(Cannadine2002;Stone1979;Tosh2006),从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转向多元议题的研究(Burke2004)。一类反进步史观而行之的多元史观逐渐在西方史学界成为主流,并且向历史社会学领域扩散。持多元史观的历史社会学家会认为,历史不存在进步也没有目的,并同时强调历史人物、转折点、分水岭事件和历史意外等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Abbott2001;Sewell2005)。如果我们把坚持进步史观的学者称为结构/机制决定论者,那么坚信多元史观的学者则可以被称为行动者/过程决定论者。
持多元史观的学者一般会认为结构/机制性力量只能形塑非常局部的社会现象,而社会行动者的行动以及由此造成的转折点和分水岭事件,也可能形塑长时段的历史形态。在多元史观下,前者失去了本体意义,后者却有本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如果说进步史观忽视了社会权力/力量的重要性,多元史观则把社会权力/力量对于历史进程的重要性放到了中心地位。但是,持有多元史观的学者却会忽视不同社会权力的不同性质,以及各种结构/机制性力量如何限制或者放大了不同社会行动者的权力等问题。因此,对于那些对多元史观抱有强大信念的美国人来说,听到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选举时所喊出的口号“是的,我们能够”(Yes,wecan),就会激动不已。
多元史观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各种进步史观方面产生了积极意义。在历史学领域,多元史观引导历史学家去研究各种历史,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但是在更高的层次,多元史观至少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随着历史知识的日益丰富,我们对历史的时间性的理解反而变得日益破碎,造就了一个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年代。比如,当代西方历史学被分割为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科技史、教育史、宗教史、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性别史、法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领域,并且每个领域的内部又有更细的分割。历史学的研究议题在变小,议题覆盖的时间段也在变短。在这一趋势下,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不再有全局观。第二,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这类研究很难回答这样的诘难:既然历史没有规律,我们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诚如休厄尔所说,当历史学家“愉快地把结构决定论扔到一边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Sewell2005,49)。历史虽没有前定目标,但是却遵循着多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