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哈佛大学或普渡大学接受过教育的科学家。到1960年，中国在北京建立了第一个半导体研究所。大约在同一时间，中国开始制造简单的晶体管收音机。1965年，中国工程师在罗伯特·诺伊斯和杰克·基尔比之后的五年里，制造了第一个集成电路。
但是，中国在生产出第一个集成电路的第二年，开始了“文化大g,m”。国家的教育系统受到了攻击，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专家被派往农村。
《人民日报》于1969年10月9日发表的《上海工人阶级大力发展电子工业》，载于《中国大陆调查》（SurveyoftheChineseMainlandPress），第4520期，1969年10月21日，第11-13页。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员工建设先进产业是不可能的。更糟糕的是，当时中国接触不到西方先进技术。美国的限制阻止了中国购买先进的半导体设备，中国希望依靠群众运动完全自力更生，尽管中国当时无法生产许多先进的零部件。当时的主流媒体敦促支持“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独立自主地发展电子工业”。
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g,m”冲淡了半导体的重要性，切断了中国与外国技术的联系。很多中国科学家对“文化大g,m”破坏了他们的研究和生活感到不满，他们被送往农场，而不是在实验室研究半导体。
中国少数地方躲过了“文化大g,m”。香港当时仍由殖m;主义英国管治，工人正努力地在俯瞰九龙湾的仙童工厂里组装硅器件。在几百英里外的台湾，多家美国芯片公司拥有工厂，并且雇用了数千名工人，从事比加利福尼亚州标准工资低很多但远优于农民务农的工作。就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之际，中国台湾、韩国和东南亚的芯片产业正在将农民从农村拉出来，在工厂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
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大g,m”结束了。科学家重新回到了实验室。但在“文化大g,m”之前，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已经落后于硅谷，也落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在“文化大g,m”的十年里，英特尔发明了微处理器，同时日本在全球DRAM市场上占据了很大份额。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处于灾难性的状态。
1975年9月2日，约翰·巴丁抵达北京。20年前，巴丁因发明晶体管，与肖克利和布喇顿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72年，巴丁成为唯一一位第二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这一次是因为他在超导方面的工作。在物理学界，没有人比巴丁更出名了，尽管谦虚的巴丁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