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被迅速涨起来的潮水逼得节节败退。
从青岛回来以后我消沉了好几天,再去网吧才发现王鹿给我留了十几条消息,我的手机欠费停机,她一直没能找到我。王鹿解释,电台的欧老师联络了我们,就是那位在录音室门口和我们握手道别的老师。得奖的西北男孩离开以后,留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空缺,电台试了几个备选方案,皆不理想。欧老师说,这期间她曾数次想到我和王鹿,但是各方面的不确定性又让她不断打消这个念头,最终是什么促使她联络了我们,我想她一定排除了众多阻碍。她的说法是,“比赛的结果非常可惜,之后我思虑许久,始终难以忘记你们两个人。”王鹿反复向我转述这句话,认为这是她听过的最动人的评语,我也是这样想的。
欧老师冒险将那档节目托付给我和王鹿。我们将作为客座,从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开始主持节目,每周一傍晚首播,周四早晨重播。节目是录播,欧老师担任监制。接下来我们得在元旦之前录制完成三期节目,因此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潇潇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当天晚上便回到防风林把张宙留下的一箱唱片整理出来,转赠给我。两天之后我回到上海,而这箱唱片成为我们节目最初的曲库。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住在王鹿的宿舍,用电脑光驱播放和选择音乐,决定主题,写稿,反反复复将时间与声音的匹配精确到秒。这期间还夹杂了好几次令人难忘的长谈。王鹿表现出强悍的专注,而我应该也产生了同样的精神热度,以此来抵御无时不在的自我怀疑。外面经历了一场寒流,我们靠着一台巴掌大的取暖器,不眠不休,像鸟一样吃一点点东西。
录制当天我和王鹿提前去找欧老师,她的办公室在广播大厦六楼拐角处,资料和文件堆成山,每座都在崩塌的边缘。欧老师不知从哪个角落钻出来迎接我们,依然披头散发地穿着工作服,像是很久没有休息过,却热忱地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她这样的人啊,应该出现在旷野。我忍不住快步走上前去,拥抱了她。
之后我们在录音室和剪辑房里度过了艰巨的十二个小时,完成三期录制,这期间欧老师和上次一样,全程坐在玻璃的另外—边。休息间歇我们三个人一起在露台抽烟,底下的城市像一部庞大优美的机器,四周办公楼的玻璃反射出不同层次的光,直到高架桥的路灯在五点准时亮起。难以想象,我们未经训练的声音和想法将被传播到如此坚固有序的城市里。
“我俩是因为张宙的节目认识的。”王鹿说。
“张宙啊——这么一说,完全不意外。”欧老师笑起来。
“但我们说好了不要在风格上受到他的影响。”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