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做什么都行。”潇潇说。
“这张碟很难找,我以前是在学校资料室里看的,你是从哪里找到的?”王鹿问潇潇。
“朋友离开南京前给我的,他送给了我一箱影碟、唱片和一件皮夹克。这个朋友后来去了上海的电台就再也没联络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张宙。”潇潇说。
“张宙啊!”我和王鹿惊呼。
“他那么有名吗?”潇潇也吓了一跳。
“也不完全是这样。”王鹿说。
“张宙在南京待过吗?”我问。
“他当时在艺校当文化课老师,每天晚上都来防风林。”潇潇说。
“那是什么时候?”我问。
“三年前。我刚刚来到南京。”潇潇说。
我和王鹿还有更多问题,然而潇潇使劲回忆了一番,也没什么可说的。
“他对任何事都不太积极参与,纯粹在这里耗着。但我想他也做了一些努力。”潇潇说。
“什么努力啊?”我们问。
“努力摆脱颓废和高兴的气氛。我也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潇潇回答。
一个月以后,我和王鹿出乎意料地收到来自电台的复赛通知,复赛在电台进行,当场抽签决定主题,十五分钟即兴主持。复赛当天我和王鹿在广播大厦门口见面,换取了临时出入证以后,按照指示来到一个椭圆形会议室里等待。会议室里摆着沉重的桌椅,沉闷严肃,和普通办公楼没有两样。之后陆陆续续来了二十个人,年龄相仿,聊起来全是电台迷。有位男孩背着吉他一路从西北赶来,他辗转各地参加比赛,风尘仆仆,滔滔不绝。我们好几个人一起溜出去找地方抽烟,推开防火门以后来到楼角的露台。从那里能看见高架上转弯的车辆,一大片绿化带,一大片工地。我们站在大风里,现实退得远远的,大家趴在栏杆上,突然都有些感慨,谁都没再说话。
回来的时候我放慢脚步走在他们后面,走廊的对面是几间录音室,亮着工作中的红色指示灯。那里的光线更为深沉,空气的质感和频率也都有细微的变化。后来的复试在其中一间录音室里进行,玻璃对面坐着三位面试老师。我从耳返里听到自己的声音,第一次感到心中有了不想失去的东西。原本十五分钟的限定时间,我和王鹿超时十分钟,才终于被坐在左侧的主审老师打断。那位老师辨认不出年纪,穿着男式工作夹克,看起来既像是科考队员,又像是吉卜赛人。整个过程中她始终与我们保持着眼神接触,又温柔又坚决。之后她又特意起身来到门口,郑重地与我们握手道别。
离开广播大厦的时候外面下着秋天的雨,地铁工地的巨型挖掘机器都停工了,灰尘伴随雨水落下。我和王鹿皮肤发烫,心里怀着脆弱的希望,谁都不敢说出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