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绰绰有余，三是我们赶上了网络销售的第一波红利。两个月以后，账上总共多出十万块，以前摸爬滚打得到的任何一笔收入都比不上。这个数字过于不真实，以至于我和群青都感到必须庆祝一下，才能克服强烈的虚无感。
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庆祝过，我和群青的人生中似乎都从未出现过任何值得庆祝的事物。在过去的三年里更是已经习惯了最低能耗的日常生活，像是一场漫长的锻炼，在物质与精神上始终保持着相对贫穷的状态，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庆祝，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庆祝。
星期五晚上我们叫上了小象和主唱，一起去了外滩江畔的楼顶酒吧。谁都去没过，是从购物指南杂志上找到的。因为要去好地方，每个人都穿上了自己喜欢的衣服。置身于陌生的昂贵的事物之中，来自于地下城的风格格格不入，但我们自由自在的，并没有因为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而感到拘束。酒吧有宽阔的露台，正对江面，刮着料峭的春风，很冷，但是烧着一盏盏的煤气灯，大家都围坐在蓝色的火苗底下，脸被烧得又烫又红，喝了一轮又一轮的酒。这大半年来我狼奔豕突的，忙得跟狗一样，而小象申请好了法国的学校。我们因此很少再单独见面，两个人都克服着自己的脆弱，将情感的需求奋力限制在友情范畴之内。小象剪了很短的头发，像是在做非常具体的出征前的准备。我总能被她心里常存的坚定所打动，此刻变得更为强烈。
“我们打算春天去北京。”主唱说。
“又去演出吗？”我问她。
“这次不是演出，是搬去北京。这一年里去全国各地参加了好几次音乐节，认识了不少乐队的朋友，大家都想往北京跑，都说好了，也都鼓励我过去。北京的能量场真的特别厉害，每次从那里回到上海，都像是做了一场春秋大梦。”主唱说。
“那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啊。”我说。
“都打算好了吗？”群青问。
“打算好了。有朋友在通县乡下租了一个大院子，还空了两间平房。我在那里住过，他们吃住排练都在一起。我打算先在那里住一段时间。”主唱说。
“你男朋友呢，和你一起去吗？”群青问她。
“分手了。你们没看出来我很痛苦吗？但我不能被这种东西打败了。”主唱说。
“到北京了再另找，鼓楼东大街上遍地都是玩乐队的男孩。”我说。
“小象也和我一起去啊，你没告诉他们吗？”主唱拍拍小象。
“我还没说，之前不是一直没能决定时间吗。”小象说。
“去北京？”我的血液瞬间涌向大脑，手脚发麻。
“你去北京干嘛，你也组乐队？”群青问小象。
“报社的师傅调去了北京的新闻杂志，我决定跟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