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二楼连着好几个档口都是他的。去年开始不做外贸了，直接从韩国拿版过来找工厂做假货，胆子肥了，货都是用火车皮装的。结果有一批货被对手抢版先做了出来，导致他这里大批货物积压，资金链立刻断了，借了高利贷，垮掉的过程有如一场雪崩，没能撑过年底。
“我得去庙里拜拜菩萨，新年第一天怎么那么不吉利。”老谢说。
“你太迷信了啊。”群青说。
“你们完全捕捉不到风向，没听消息说襄阳路的市场要拆了吗？”老谢问我们。
“听说了，但没那么快吧。”我回答。
“事情都会有连锁反应，这里的台费已经翻了两倍不止。你们的档口签了多少年？”老谢又问。
“我们签到北京奥运会，还早着呢。谁知道到时候是什么情况。”我回答。
“是啊。讲不定我们半途就发财了。”群青说。
“你说赚到多少钱算是发财？”我问他。
“一百万？”群青说。老谢嗤之以鼻。
一百万究竟是多少，我和群青心中都没有概念，然而周围的事物正在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场缓慢的持续的地壳运动，塌陷、挤压、崛起，我们身处其中，不可能察觉不到。租约到期的摊主撤走一批又一批，随即便填补进来新的，从未有过断档。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造假体系的建立和扩张，乌泱泱的假货带来乌泱泱的人流，每到周末，长途大客车拉来四面八方的旅行团。“以前这里不是这样的”——我和群青都试图向表弟描述地下城的光辉岁月，但其实没什么可说的，那根本称不上是光辉，只是更贫穷，更混乱和更诚实。倒是表弟在这里交到了不少朋友，打烽以后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滑冰或者去KTV。他还确信自己见到了谢霆锋。
我和群青都不愿在地下城里待着，觉得那里乌烟瘴气，于是等北方的积雪融化得差不多的时候，又或长或短地，跑了好几趟山东。一方面为了拓展货源，寻找新的方向，免得在地下城同流合污。另外一方面的原因主要在我，我以最愚蠢的方法逃避与小象的告别。在外面待的时间最久的一回，我们在菏泽的一间小厂订下一批冬天的防寒风衣后，离开山东地界，前前后后总共游荡了将近三个星期。原本只想沿着黄河往西行驶一段，而水域逐渐开阔，大片大片的水鸟突然从栖息地起飞。我们下了国道，走地图上没有的小路，中间不时停车、撒尿、抽烟、望野。我没提回程的打算，群青便也不问，两肋插刀，一路奉陪。住招待所，找网吧，泡公共澡堂，不知不觉已经来到黄河转角。在那里的水库遇见一群游野泳的老人，送给我们一袋煮好的玉米，又指点我们去附近山里看瀑布。
进山之前，我和群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