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了。电风扇在一旁呼呼旋转,人还是被热成了坍塌的雪糕。父亲走了好多年了,安栗就连他的脸都快想不起来了。但是如果父亲还在,他们就不需要做这些戏剧化的事了,他们就可吹体面一点地在饭桌上做亲戚。她就还可以是父亲家的女儿,不单是母亲家的女儿。安栗心想,要是没什么事他们一家也能这么躺着就好了。父亲如果还在世的话,不知道他会选择和她一起站着,还是和他们一起躺着。而她,一个出过英文专著的青年学者,在这样的场景里,究竟是应该站着,还是进去警戒线里躺着?她的职业伦理也没有教她这些。如果受访对象采取了激烈的、突发的群体行动,她应该参与,还是永远保持远观?
这只是个开始。
母亲的微信里说得非常平淡:“你下班来爷爷家,他们要开始搞了。”安栗最终决定做的,就是给这家人拍了个照,母亲也拍了拍她。安栗突然觉得自己也应该躺下来的,但不知为何,有种强大力量将她与他们隔离了开来,她好像又回到了某个田野现场,和一群有欲望的老人们在一起工作。她的任务,只是记录他们的欲望,修改他们的欲望,并拍一张普利策奖风格的黑白照片发表出来。这张照片会出现在国际研讨会上,出现在她上课的PPT里。她不知道自己是消费了他们,还是在帮助他们。她将终生被这样的问题拷问。
隔几日,按照正常流程,拆迁组给爷爷家停了水停了电。其他亲属都签了字,母亲在哥哥们的帮助下,坚决不签字,坚决要房子。舅舅们还替钉子户的房子里,主动接上了水电。为了不留下话柄,大舅舅去虬江路买了电表水表,也给好好地安上了,提醒母亲不要忘记去支付水电费。要是玻璃碎了,舅舅们能配玻璃。要是床塌了,舅舅们还当过木匠,可以做出一张床来睡。要是有人推推搡搡,小舅舅还有一张不知道哪里搞来的残疾证,作为道德施压的法器……安栗想,如果外公在天之灵能看到这一切,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他们这一家人是多么团结啊,仅仅是为了泼出去的水,都能如此同心协力,互助发电,为财产而战斗。
二人派出所的时候,母亲让安栗去警察那里核对笔录,还是那位警察。安栗挑出了几个错字,播放了手机视频,提示他们虽然发生了激烈的口角,但是并没有“推搡”,谈判也在进展中。民警修改了笔录。他总是瞄她,像一个熟人似的。
“那个,我查了你的论文,”民警说,“你去过台湾哦?”
安栗说:“我去做田野调查。”
民警说:“我觉得你的研究很有意义,手天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安栗说:“欧洲和日本也有义工组织,叫白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