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神话。
观念从何而来?
个很自然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个自然观念状态,更自然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谈什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价值观。为什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韩国社会主流价值观?
对此,当然存在很多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Welzel)就论证说,观念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结果。如果用句朴素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英格尔哈特也确用大量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与m;主观念深入程度呈正比。韦尔策尔甚至写过篇论文,驳斥所谓“亚洲例外论”,因为根据他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例外。
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解释说服力有限。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相当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到80年代,m;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m;主化。像《辩护人》中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国民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m;主化。宋律师回答则是:以前也是这想,但是现在不这认为。
相比“经济发展”解释,更有说服力,可能是所谓“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意思?们以前经常听到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压迫太深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放在韩国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个充满缝隙威权制度。朴正熙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选举上台——他在这两次选举中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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