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或者发达的文官制,而是社会运动。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通过街头的、媒体的、工会的、校园里的声音改变了z.府的角色,改变了联邦和地方z.府的关系,乃至改变了美国社会的“国家观”。
当然,社会运动需要制度空间,它以自由为前提,以m;主为传导机制,因此,社会运动的力量本质是政治权利的力量。在这个力量的驱动下,今天的美国z.府,已经和200多年前那个只够凑一桌麻将的美国z.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它不再是那个为“是否要成立一个国家银行”而争吵半个世纪的美国,也不再是那个为“z.府是否有权征收收入税”又争吵半个世纪的美国,更不是那个认为雇用童工等于市场自由的国家。总之,美国人不再简单地把国家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视之为社会进步可能的盟友。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也不再仅仅是z.府的缺失,也可以是z.府的扶持。所以学者艾克曼(BruceAckerman)说,美国的宪法是一个“活的宪法”,它的作者不仅仅是开国之父们,而且是一代又一代修正社会契约的美国人。
美国的国家建构历程给当代世界带来重要的启示,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展示了国家建构的一种可能道路,而且因为这一道路在当代世界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我们之前讲到,历史上,战争对于国家建构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是,战争这个机制在当代很难借鉴。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一个战争深受唾弃的时代。我们总不能对那些国家能力比较弱的非洲国家、拉美国家说:来,为了国家能力的提升,你们打个几百年,最后胜出的那个,1000年后就大国崛起了。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路径,我们今天也不必哀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火了,而是应该为它们走在国家建构的道路上而欢欣鼓舞,对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相信,在当代世界,国家建构应该寻找更加文明的道路。
同样,庞大而细密的官僚系统虽然对东亚国家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几千年前积累下来的“扩展秩序”很难复制。而且,从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官逼民反”的故事也可以看出,缺乏民意约束的巨型官僚体系未必是好事。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频繁、之浩大、之惨烈,在世界历史上都非常罕见。每到改朝换代,动辄数百万人口甚至上千万人口灭绝,不得不说与官民力量极其不对称所积累的社会矛盾紧密相关。
通过社会压力给国家赋权,是“另类道路”的启示。现在流传着一种观点,就是把国家能力和民众权利对立起来,似乎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