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民众那么“冤”。
“自作自受”的另一面,则是民众可能通过试错找到一条通向良性治理的道路。只不过,既然是试错,这个过程注定漫长而曲折,往往要撞了无数南墙才会回头。但是,这个过程是开放的,是一个无尽的省略号。这种开放性,是其区别于威权强人体制的基本特征。威权体制下虽然也有适应性学习,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纠错不是制度化的,往往要靠某个领导人去世、某场政变、某次战争或者某个开明领导人的胸怀和智识,才能实现航向的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的研究显示,m;主的价值与时间的“厚度”相关,它倾向于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浮现。比如学者吉尔林(JohnGerring)等人把m;主视为所谓的“存量资本”,[4]什么意思呢?就是m;主的历史厚度比起当下的m;主程度更重要,因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规则,常常需要在99个错误路口之后找到那个正确的出口。
回到伊拉克,尽管这个国家经历了各种失败与创伤,但是,不能说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希望在哪儿?在萨达姆式人物的回归吗?我很怀疑。伊拉克不需要新的两伊战争,不需要新的海湾战争,不需要新的化学武器,不需要新的集体坟墓,也不需要再来一个领袖抽着雪茄看着自己的手下一个个被拉走枪毙。
伊拉克有丰富的石油、有年轻的人口、有相对世俗化的政治传统……但是它最大的财富,或许是过去这么多年所经历的各种失败,这些失败,以极其沉重的代价告诉伊拉克人,怎样的公共生活是死路一条。现在,逊尼派知道萨达姆再也回不来了,什叶派知道自己不可能独霸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梦想搁置了,“伊斯兰国”也被赶跑了,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似乎所有的势力都打累了,都气喘吁吁地坐在废墟上。这或许正是伊拉克走向新生的一次机会。真正的救世方案,不是某个政治强人的铁血政策,而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不论民族、教派、阶层、党派,真正理解“和而不同”之道,艰难地学习如何与不同的人,哪怕是所仇恨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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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etaCrawfordandCatherineLutz,“HumanCostofPost9-11Wars,”ACostofWarProjectreportfromWatsonInstituteatBrownUniversity.
[2]TimDysonandValeriaCetorelli,“Changingviewsonchildmortalityande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