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为《理论的终结：数据洪流令科学模型落伍》的文章。安德森声称，我们可以“停止寻找模型了”，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拍字节（Petabyte，用我们都听得懂的话来说就是1000个1亿字节）的出现让我们能够说：“相关性就已足够。”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假设，我们只需要处理数据，或者更准确地说，“让统计算法”来处理数据。在特朗普、英国脱欧和剑桥分析公司的时代，他的说法至少有点盲目乐观，但即使在这些数据丑闻出现之前，他的说法也很明显是傲慢自大的，因为在2008年，我们的女性数据比现在还要少。当你在你的统计算法中漏掉了全球一半的人口，你所创造的实际上就只是混乱。
安德森认为谷歌是他所称的“拍字节时代”的一个典范，他对谷歌的“新标准”赞不绝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页面比那个好，但如果导入链接的统计数据说它好，那就足够了。不需要语义或因果分析。这就是为什么谷歌可以在不了解语言的情况下进行翻译（只要给定相同的语料库数据，谷歌可以把克林贡语①翻译成波斯语，就像将法语翻译成德语一样容易）。”不过，正如我们所见，即使是在10年后的今天，谷歌翻译得也并不是那么好。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乎女性被从语言中抹去的事实，你会有同感。
所以，终究没那么简单。
不过，安德森有一点是对的。确实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而且很简单：我们必须增加女性在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代表性。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掌握权力、发挥影响力，另一种模式正变得更加明显：女人不会像男人那样，轻易忘记女人的存在。
在电影行业中，女性更有可能雇用女性。女记者明显更有可能以女性视角为中心，并引用女性的观点。女性作家也是如此：2015年，69%的美国女性传记作家撰写关于女性主题的作品，而男性传记作家的这一比例仅为6%。女性对女性声音和视角的重视延伸到了学术界。从1980年到2007年，美国女性历史系教师的比例从15%上升到35%——与此同时，在相近的时间段（1975年到2015年间），美国专门研究女性历史的历史系教员比例从1%上升到了10%——增长了10倍。女性学者也更有可能要求学生研读女性作者的著作。
还有女性如何解读历史的问题：2004年，喜剧演员桑迪·托克斯维格在《卫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她在大学学习人类学时，她的一位女教授举起了一幅刻有28个标记的鹿角骨的照片。她说：“据说这是男人第一次尝试制作日历。”我们都钦佩地看着那块骨头。“告诉我，”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