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荐，主动前来的。他的话从头到尾都条理分明，为人也很乐观。
他是位退休教师。
调查归来的学生忍不住笑着说：“就像看到了未来的上野老师！”
我走访过许多机构，也见到了许多老人。其中不乏动作迟缓、毫无生气、一整天都只是坐着发呆的老人。如果去全是老年认知障碍者的护理机构，还能看到一动不动、眼神空洞，仿佛只是在等死的老人。
有访问者问：“即使变成了这样，也非得活下去吗？”
面对这样的提问，一位护理专家回答说：
“你们看，一到吃饭时间，那位老人还是会好好地张嘴吃饭对吧？有食欲，就意味着还有活下去的能力。每个人都会死，在死亡来临之前，让他们好好地活下去，就是我们的工作。”
看过许多机构之后，我放下心来，觉得以后即使变得跟那些老人一样，能继续活着、在别人的帮助下活着也很好。不过，必须委托我信赖的人和护理机构。
即使，也不意味着丧失情感。我们已经知道，认知障碍只是认知上出现障碍，感情不会受到影响。依然会有喜怒哀乐，有食欲也有性欲，能分辨食物好吃还是难吃。即使已经认不出子女，但能感受到身边的人是否与自己亲近、对自己好不好。过得开心的时候会心情舒畅，反之则会难受。如果有个地方能让患者安享晚年也很好。要是我以后了，也想在那样的地方度过。日本的护理机构中，确实存在一小部分地方，让我相信这愿望有可能实现。
撰写《当事人主权》（上野千鹤子、中西正司合著，岩波新书，2003年）之际，我不止一次被问及：再怎么强调“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也得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如果得了认知障碍怎么办？
我心中已有主意，回答说：没错，我觉得自己很可能得老年，到时候就这么做。
我们国家有“成年监护”制度，但我不赞成这种制度。指定家庭成员成为监护人的策略太愚蠢。因为家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知该说幸或不幸，我作为单身人士，没有这种选择。因此可以指定某个我信任的朋友做我的成年监护人。不过，无论指定谁，只有一个监护人都不保险。当利害冲突出现，人很容易就会变。
既然如此，不如效仿医疗现场的团队护理，邀请各领域专家组成团队，针对委托人实施生活管理（lifemanagement），而非护理管理（caremanagement）。这个团队里不仅有护理管理人[4]，还有医生、理疗师、律师、税务师、咨询师，以及我的朋友，等等。召开护理会议（服务提供者会议）时，我这个委托人——无论有没有——当然也会出席。他们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