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环的《母亲支配女儿的人生——“弑母”为何困难》〔2008〕，压卷之作则为佐野洋子的《静子》〔2008〕。本章的执笔受到了这些著作的刺激和启发。
斋藤环是拉康派的正统继承人，他的母女论对于熟悉弗洛伊德理论的人很好懂。不过由一个男性学者来解剖母女间复杂纠缠的关系，让我有些难以接受也无法满足。正因为好懂，不自在的感觉也就更为强烈，与母女关系相比，父子关系更单纯，在父子关系中，儿子弑父之后去代替父亲的位置便了事，儿子只需憎恶作为压迫者的父亲即可，但女儿对母亲却不尽然如此，斋藤说，儿子有很多切断父子关系的机会，但女儿并非如此。
“有论者将与‘厌母’相通的‘厌女症’视为近代以后的产物[2]，我不那么认为。至少，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女孩子的厌母有更为根源性的因素。”〔斋藤(环)，2008：117〕
如果斋藤所主张的，是说母亲本为婴儿欲望的绝对对象，“厌母”是起源于婴儿对与母亲的分离的怨恨，那么，“厌母”应该是不分性别的。即便婴儿的“厌母”确如斋藤所言，南希•霍多罗夫(NancyChodorow)也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她认为这仅仅是由于一个历史性事实，即婴儿的最初抚育者为母亲。另外，“不拥有阳具”便等于“软弱无力”，这种意识也是近代家庭制度下所特有的吧[3]。近年来，在对弗洛伊德的研究中，一种有力的倾向是对他的理论进行历史化的解释，只把他的学说视为产生于19世纪末维也纳的父权家庭之下、关于近代家庭中特有的性别分化机制的理论，而不是视为关于人类普遍心理的学说。斋藤说，“弗洛伊德的假说，对性别分化的过程机制提出了明晰而体系性的解释，在这一点上的价值，无论如何也不可忽视。”这是事实，但我认为，需要加上“在近代家庭制度之中”这样一个历史条件。
斋藤的书，书名副题为“‘弑母’为何困难”，可是，“弑母”的问题，表面看来没有时代之分，其实也是当今特有的现象。在过去，结婚为切断母女关系提供了一个社会性契机。不管怎么哭怎么唤，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娘家母亲再不能对女儿多嘴，女儿对娘家母亲也不能多管，婚礼时三三九度[4]的最初两杯酒，第一杯是与婆家双亲结亲子之盟，第二杯才是结夫妻之约。对于女人，婚礼就是重新结成亲族关系的不可逆转的仪式。女儿出嫁以后母亲还能终身支配，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信田佐与子的书名中的“守墓女儿”一词，表面看来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其实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