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护理”的家庭成员顺序中，第一位从儿媳变成了女儿。与此相应，实际上由女儿护理父母的比例也增加了。
于是，出现了母亲在现实中依赖女儿但口头上却要否认的现象。有的女儿代替长男的弟弟收留照料母亲，母亲却终生一直叹息，“让女儿照料自己，我好可怜。”女儿听到的是母亲的哀叹，而不是被感谢，却还得继续照料下去，实在很悲哀。
母亲要女儿“代理实现”自己未能满足的欲望，这是在女性的人生选择机会增加了之后才出现的新近现象，现在的女性，失去了“不过只是个女人”、“反正就是个女人”的借口，也有了“只要努力就能有所成就”的选择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这二十年里，选择进四年制大学的女生人数急速上升，超过短期大学。同时，在女生选择的专业中，医学系、法学系等实用学科增加了，在最近的国家医生资格考试和司法考试中，女性占及格人数的三成左右。在这个现象背后，我看到了两代女人的执着。女儿的高等教育，没有母亲的支持是不能实现的。即使父亲说“女人不需要什么教育”、“短期大学已经够了”，但母亲也坚持抵抗，支持女儿，“虽然你父亲那么说，别担心，学费我给你出”——有这样的后援，女儿才能升入大学。女性对资格证书的热心，是出于“女孩子也应该有一技之长”的意识。在这种意识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母亲一代对现实的把握和绝望。女生进工科和经济系的很少，这是因为，母亲一代在结婚前有过办公室白领职员的经验，她们深入骨髓地懂得，在需要集体协作的职业领域，是没有女人的位置的，所以，她们劝女儿去寻求只要有了资格便能单干的职业。
随着少子化现象，女儿成了“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在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里，很可能只有一个女儿或都是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对子女的教育不会有性别差异。事实上，像儿子一样被期待、被精心养育、接受着像儿子一样的教育投资的女儿们为数不少，大学升学考试落榜后再次挑战的女生比率上升，也是这个原因。
可是，女儿还是与儿子不一样。女儿要回应母亲的双重期待，既要像儿子，又必须做好女儿。女性的选择可能性扩大的时代，同时也是“作为女儿”和“作为儿子”的双重负担使女儿的负荷更为沉重的时代，假如是一个既有女儿也有儿子的家庭，母亲会为儿子倾注更多的精力财力，这使女儿的角色更加微妙复杂。女儿必须回应母亲的期待成为优等生，但为了不至于威胁到母亲更溺爱的儿子的地位，又要费心使自己的成绩不要超过哥哥弟弟。在《恶梦》〔2007：50〕一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