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表现为“结婚对象”或“玩弄对象”。(略)男人的“母亲”或“便所”意识，来自将性视为肮脏之物的性否定的心理构造。无论被当作玩弄对象还是被选为结婚对象，根源同一。“母亲”或“便所”，同根所生，同源而出，无论女人被视为哪一方，本质不变。〔沟口等编，1992：202；井上等编，1994；田中(美)，2004〕
在现今的生殖技术之下，女人不但是“性欲处理机”，还成了“生殖机”[8]。在“代孕母亲”已经来临的时代，“借腹生子”不是比喻而成了现实。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出《侍女的故事》〔Atwood，1985〕是在1985年，这部科幻小说描写了一个极端的生殖管理社会的恶梦。在那里，有专用于生殖的侍女，经妻子同意，丈夫与侍女进行不带快感的性交，让她生子。那本书出版后不久，恶梦不再是梦。人工授精便可让借来的肚子怀孕，不再需要野蛮的性交行为。当然，出租子宫为的是钱，不是出于什么人类博爱。代孕母亲的报酬，在美国是约六万美元，而在印度只要一万两千美元左右，十分廉价。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境之间的差价当然要被利用起来，在印度，有整个村子在中介商的斡旋下从事代孕母亲行业的地区，如今这个时代，生了孩子的母亲，也无需背负“终生责任”了。
在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女人们把被分离为“圣女”与“娼妓”的身体完整地回收到了自己手中，也就是说，“外行女人”与“内行女人”的隔墙变低了，母亲•妻子•女儿们用自己的性身体去挤人性的自由市场。男人们为“星期五的妻子”[9]、“援交”[10]等现象而震惊，因为他们被迫面对的现实是，连自己的妻子女儿也不一定是在分界线的“这一边”〔宫台，2006〕。本来，女中学生的身体是“禁止用于性目的的身体”[11]，可因为男人们对这种身体给出高价，让中学生们自己“发现”了“外行女人”也是性存在的事实。从这里开始，到用一个身体来分别扮演性的双重标准的东京电力公司女职员A子〔详见本书第十二、十三章——译者〕，距离已经不远了。
[1]指在日本战后生育高峰期即1940年代后期出生的一代。——译注
[2]岩本善治(1863―1942)，日本明治时期教育家、评论家，尤其热心致力于女性教育。——译注
[3]植木枝盛(1857―1892)，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政治家、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译注
[4]束袖带是旧时日本女性作家务时把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