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女性的人格完全被无视，她们被彻底地还原成了一个性器官。就这样，在慰安妇之间，划出了一道民族的分界线，仿佛人种不同就可以不把人当人来看。
同时，军队里还有一类女性，即从军护士。当慰安妇在战场上护理受伤士兵时，慰安妇与护士的界线变得暖昧不清，护士们为之不快。从军护士们接受士兵的“母亲”或“姐妹”的角色，但拒绝被当作性对象。“别把我当慰安妇”，成为维系她们尊严的骄傲和自负。这就是女人的“娼妓歧视”，被性的双重标准分离隔断的女人，一方蔑视另一方，有这样的事例，有的年轻士兵在临死前央求护士“让我在死以前看一眼你的乳房”，她们中有人答应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性骚扰。其中可能会有因怜悯而同意的，但也有被强迫要挟的情况吧。可是，护士的“圣女”形象，使她们倾向于否认自己被视为性对象的可能性，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在从军护士留下的纪录中，不可思议地看不到性骚扰及强*之类的痕迹。女人的“娼妓歧视”非常深刻，这使她们连对自己被视为性对象也感到肮脏，所以，对于自己受到的性侵犯，不愿承认，也不愿告发。
我们从慰安妇的证言得知，在人手逐渐不足的战场上，在白天她们要运送弹药，在后方护理伤病员，并当士兵的性对象。除此以外，她们还扮演挥着太阳旗把士兵送上前线的“爱国妇人会”的角色，这些出身于殖民地的慰安妇们，取日本名，着和式浴衣，拟装为士兵的“故乡女性”，到了战争末期，她们中许多人与走投无路的士兵们有着同样的命运。
在战争期间，日本有两大协助军国体制的女性团体，国防妇人会和爱国妇人会。爱国妇人会的成员多为中产良家妇女，而起源于大阪的国防妇人会，则因其中下层平民色彩而获得广泛支持。国防妇人会的人气秘密之一，是发明了白色围裙和束袖带[4]配套的制服，“白色围裙”是一种“圣女”标志，只要身着这个符号，一瞬之间，阶级与人种的裂隙暂时可以跨越。国防妇人会留下的资料纪录了这样的事实。大阪的花柳街飞田地区的女性们，因穿上“白色围裙”而得以加入国防妇人会的行列，她们为自己也能为国家做贡献而“感激涕零”。“白色围裙”，一时性地遮蔽了良家妇人与飞田女人之间的“阶级界线”〔加纳，1987〕。
战争中的另一类女性，“后方的妻子”，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如果士兵的妻子或未亡人的贞操不能保证，前方士气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贞操问题”成为一个秘而不宣的国家课题。从事“后方史”研究的加纳实纪代〔1987〕揭露，国防妇人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