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卿阮邢与内阁次辅凉忱共同提出，今民间有女子从商，其中以寡妇或因为帮补夫家而不得不从商的妇人居多，但在从商过程中，时有纠纷，因大蘅国并无相关律例，即便上报官府也难做定夺，故提案应对女子从商订立相关律例，让官府有法可依依例审判。
女子不应抛头露面，此乃默认之礼，女子从商必然在外奔走，如此便是有违礼制，于是再次有大批朝臣进言，比起订立规范女子从商的律例，更应明令禁止女子从商破坏礼制。
禁止女子从商之言，几乎是一提出便遭到了驳斥，因与之相关的乃女子拐卖案的受害女子在获救后，若家人不愿领回又或受害女子本身不愿回归故乡遭人指点，朝廷都将会帮助受害女子改名换姓，并统一安排她们进入由朝廷设办的绣房与织布坊中，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若是禁止女子从商，那便是在质疑朝廷多年来安置受害女子之法有错，而那些因被拐卖而人生遭毁的受害女子岂不是又要失去栖身之所？
部分朝臣庭上进言，遭拐卖的受害女子乃是特殊案例，不该纳入用以作为对比，且若准女子从商，岂非鼓励女子罔顾礼制在外抛头露面？
司渊渟对此引用前唐朝之例作为反驳：“《太平广记》有记，‘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多有驴畜’。若夫已亡故，又无子女，寡妇不从商该以何为生计？敢情真要让人饿死，再让人议论，大蘅国容不下无依无靠的寡妇，还不如前朝？不仅如此，《太平广记》中还有许多关于女子在纺织、冶金与果蔬商铺等经营记载，足可见过往朝代历史上并非没有女子从商之例，前朝尚能容女子从商，何以到了今日，反倒不能容了？
“诚然，大蘅国开国之初也认定工商杂色之流，大蘅国对工商早已开放，海禁解除后海贸更让大蘅国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今律例早已参照《全唐文》定下新法，应属诸军诸使司等在村乡及坊市店铺经纪者，宜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既已允许商人与百姓可享相通待遇，且商贸繁荣也令百姓衣食有余家给人足，又为何不准部分情况特殊的女子经商立业，让她们得以凭己谋生？
“长久以来，休妻遵从七出，且‘三不去’中有定，若妻子娘家已无人可依甚至娘家已不复存在，则不能休妻。休妻需经过宗族定夺，绝非轻易能定一纸休书。然妻者若只能依附与丈夫，这于男子而言难道就不是一种负担？准女子立业从商，未见得就不是双方互惠之事，妇人可名正言顺帮补夫家；如若不幸，夫君早逝又无子女，也能从商养活自身而非只能指望亡
